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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先唱一段押座文把人坐住再白话唱经🏛 图证
唐代寺院讲经分僧讲、俗讲两途。俗讲面向世俗男女,以白话散说与七言韵唱交替敷衍经义,开场先唱押座文收摄众心。敦煌所出讲经文是其底本,《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甚至演于宫廷。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
白话写进书里是唐宋的事。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下来,敦煌的变文就是这么来的。宋人记语录照原话写,白得有点粗,到宋元话本,白话成了主角,明清小说更盛。所以白话不是近代才有,它一直在纸上活着。
宋朝的话本有多白话
宋元话本白话得很实在,说书人怎么讲,本子就怎么记。有开场招呼,有对听众的插话,也有骂人的话,句子短,重复多,今天读着像听录音。所以话本是研究当时口语的好材料,比文集实在得多,实在才靠得住。说书人怎么讲,本子就怎么记。
皇帝的批答也会说大白话
皇帝的批答也有大白话。朱元璋的诏书最出名,他嫌公文绕,就自己写,写完像骂街。清朝朱批里也常有知道了、不可这种短语。可意思清楚,谁听都懂。所以白话不是没身份,看谁在用,用在什么地方,地方对了就管用。
小说为什么用白话写
小说用白话写,是为了卖,看小说的人多半不是读书人,读书人读经史。经史是文言,小说只好白话,白话看得快,看得懂,看得下去,写的人还写得快,写得长。所以小说一开白话,就再也回不去,回去也没人看。看小说的人多半不是读书人。
那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里塞满了朋友的原话
一九一六年七月,胡适写了一千多字的白话长诗《答梅觐庄》,把梅光迪信里的话一句一句搬进诗里再顶回去。这首诗一半是朋友玩笑,一半是他第一次正经试做白话诗。朋友回信说白话则诚白话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实比狂人日记早一年
一九一七年陈衡哲以莎菲的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白话短篇《一日》,比《狂人日记》早一年。胡适说她是自己最早的一个同志。可文学史后来还是把第一篇的位置给了《狂人日记》,因为她那篇登在留学生刊物上,国内几乎没人看见。
那年夏天一批人嫌白话文还不够白
一九三四年汪懋祖主张中小学恢复文言,上海一批人在《申报》上应战,提出“大众语”三个字。论战从六月打到八月,从文言白话之争变成白话怎么才算白,鲁迅也写了文章。后来提普通话,用的是同一个思路。
墨子讲吃只问够不够干活,不问好不好吃
墨子讲吃,只问够不够干活,不问好不好吃。《墨子·节用中》说,饮食只要能填饱肚子、让四肢有劲、耳目好使,就停,不追求五味调和,不弄远方稀奇东西。他算的是账:厚葬费粮,音乐费人,一顿好饭背后是一亩地。
大王喊他过来,他说你过来,说完就告辞
齐宣王叫颜斶上前,颜斶反过来叫他上前。左右质问,他说我上前是慕势,王上前是趋士。王变了脸色问:王贵还是士贵。他答:士贵,王不贵。最后他连官也不做,辞了回家,说安步可以当车。
五条标准,没有一条问出身
《礼记·祭法》列了五条进祭单的标准:给百姓立过规矩的、为公事把命搭上的、辛苦一辈子安下国家的、挡过大灾的、挡过大祸的。后面跟一句:不是这一类,不在祀典。可名单里三个人死得都不好看,一个死在野外,一个被处死,一个淹死。
祭神的歌本来词很粗,他重写了一遍
《九歌》不是屈原凭空作的。王逸作序时说,那些祭神的歌本来就有,词很粗,屈原给它重写了一遍。序里留了六个字: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粗到什么程度,重写了哪些地方,序里一句没说。
一个字一千金,没人敢来领
吕不韦把门客编的书挂在咸阳城门上,旁边放一千金,说谁能给它加减一个字,这金子就归谁。结果没人来。东汉的高诱说破了:不是不能改,是怕相国。整部书二十余万言,叫《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