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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令品色衣制度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初定舆服令,至武德七年颁行,首次以服色全面标识官品: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腰带、鱼袋、巾履各有等差。此后虽经贞观、显庆、上元屡次调整,紫绯绿青的品色框架终唐不改。
咸亨三年赐新鱼袋
咸亨三年五月,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另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鱼袋由此由合符凭信进一步荣宠化、章服化;永徽五年已许薨亡者随身鱼不追收,去官纳还之制渐弛。
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官员腰上挂的鱼袋在武周时改成了龟袋
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鱼袋为龟袋,以应武氏革命、玄武之兆;至神龙元年复改为鱼,龟袋之制仅行于武周一朝;久视元年定三品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其制始备,与鱼袋相类。
五品以上腰里挂一条鱼,左半留宫里右半自己带
鱼符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随身佩戴的符契,盛以鱼袋、系于腰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符上题官职姓名,凭合符勘验以应召传信、防止诈伪;左二右一,左藏内廷、右付本人,卸任交还,不刻名者传于继任。
宋人重写的唐朝衣服志,好读,可原话没了
《新唐书·车服志》为北宋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史时所设,以类相从重述唐代衣冠、鱼袋、绣袍诸制,文辞简括、纲目清晰,可与旧志互校;其五行志另记羃䍠、帷帽之替,可与车服志相发明。
张嘉贞请终身佩鱼
唐制官员佩鱼符、鱼袋,以为身份与应征召的凭信,然罢任、致仕即须解去。开元九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官可终身佩鱼,玄宗从之。鱼袋自此由在职凭证渐转为可伴终身的荣宠,章服之制为之一变。
赏你紫袍就配金鱼袋赏绯袍就配银鱼袋
唐制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衣紫则佩金饰鱼袋,衣绯则佩银饰鱼袋。自景云定鱼袋金银之装,至天宝恩命日繁,服朱紫、佩鱼者遂众,鱼袋由符信渐成荣宠,防伪之意日淡,矜夸之味日浓。
唐会要所本的开元式
北宋王溥《唐会要》舆服上下两卷大量辑录开元令式,详载品色服、鱼袋、巾子、章服之制。开元式为玄宗朝现行条规,原书久佚,赖《唐会要》等得以考见;条文散存于诸政书之间,已非完帙。
百官待漏金紫满路
盛唐百官五更上朝,宫门未启时在宫外立马守候。紫绯品色袍、金银鱼袋、幞头笏板与一簇簇入朝灯火,把整套官僚等级秩序呈现在清晨的长安街上,时人称为金紫满路,待漏院至元和二年方置。
吐蕃使者的赭面毡裘
开元十八年,吐蕃重臣名悉猎入朝,受赐紫袍金带,却独独退还鱼袋,自称本国无此章服。其赭面、毡裘、韦褐的本色装束,与唐廷威严品色章服对照鲜明,其后赤岭立碑互市,一时归于和好。
乾元元年百官章服复旧
两京收复、肃宗还京后,乾元元年以改元、享庙、南郊、册储诸大典普赐百官阶勋爵,重申常朝各依本品、鱼袋验合,把军兴权宜的紊乱服色逐步收回常朝法度,是乱后章服复旧之始,然整顿未彻,代宗以后军赏借绯犹多。
大历军赏借绯紫泛滥
军赏借绯紫本为戎行权宜,在军则服、离军则停。安史乱后此道大开,至大历诸军赏借人数浩繁,偏裨贱卒有衣紫佩鱼者,朱紫满眼而正员被挤,旧制唯许灼然有战功方赏,终不能禁方镇自专。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唐季赐紫绯与鱼袋之滥
唐末朝廷以服色笼络臣下,宦官、伶人乃至权势之流亦得赐绯紫、兼佩鱼袋,金紫银绯授予漫无等差,章服与鱼袋由重器而近于泛赏,名器之滥至唐亡而极,鱼袋佩者既众,其等第之意名存实亡,公私记载屡以为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