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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想弄明白东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刘熙写了一部《释名》,二十七篇,专问东西为什么叫这个名。天为什么叫天,因为在上高显;暑为什么叫暑,因为热得像煮东西。他全拿音同音近的字去解,这叫声训。有些解得巧,有些解得蛮。韦昭读了说信多佳者,又写一卷替他纠错。
他讲论语时自己设问自己答
皇侃讲《论语》,把何晏的注再往下疏一遍。他先总说一章大意,再解词,再设一问自己答。这种体例叫义疏。书在南宋亡了,一千年后从日本抄回来。四库馆臣说它时有鄙近,可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
韦昭把四家的注摆在一起挑了一遍
《国语》文辞古奥,汉魏之间郑众、贾逵、虞翻、唐固都给它作过注。韦昭把四家的注摆在一起一条条挑,挑完再补上自己的判断,编成二十一卷。四家原书后来都散了,只剩他这一部完整传下来。
改个声调名词就成动词
王字念平声是国王,念去声是称王。衣字念平声是衣服,念去声是给人穿衣。六朝的经师把这种念法当成一条规矩教给学生:同一个字,音一变,词性就变。后来陆德明把这些异读一条条收进《经典释文》,念错就是没读懂。
穷书生靠给人抄书换饭吃
纸便宜了,书还是得一本一本抄。抄一部书要几个月,谁想要书就得雇人。从三国到南北朝,一批穷书生靠这个吃饭:抄完能背,攒够钱再读书。王僧孺给人抄书养母,推荐他的表里写「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
数人的脑袋,六朝人改口说头
上古说脑袋用「首」。《尚书》里首和元分着用,元只管引申义。《世说新语》里首七处,头二十一处,元一处也没有。头能进「数十量十名」的结构,说三头牛,首不能。一个字的胜负,有时候不在意思,在能不能搭上新句式。
眼泪鼻涕古人分得清清楚楚
《诗经》有一句涕泗滂沱。毛传注得清楚:从眼睛里出来的叫涕,从鼻子里出来的叫泗。后来泪字兴起,接走了涕的活;涕空出来,转去指鼻涕。三个字换了两个位置。今天说涕泗横流,其实说的是两样东西。
咒语一个字都不译,只拿汉字记音
佛经里的咒语叫陀罗尼。别的经文都译成汉语,咒语不译,只把梵文的音用汉字一个一个记下来。罗什译《法华经》,咒语写成安尔、曼尔、摩祢、摩摩祢,汉字在这里只是音标,不表意思。这是汉字少有的当表音符号用的时候。
得字本来只是拿到手,后来挂到动词后面
得本来是个实打实的动词,意思是走路捡到东西,甲骨文里画的是手拿着贝。汉代它开始往动词后面挪,先说事情办成了,再说办得到。到六朝,得挂在动词后面接结果,捣得三斗米、斫得被。一个动作词就这么磨成了语法零件。
吾和我分工,六朝人心里有杆秤
吾和我都指自己,上古分工清楚:吾站主语和定语,我站宾语。到了六朝,我翻了身。《世说新语》里我一百六十四次、吾五十三次;《百喻经》里我一百七十次、吾只有一次。到南朝齐,口语里的吾已经没了,只剩纸上的吾。
和尚讲经三种声对着什么人换什么调
佛经译成汉语,念出来就不好听了。六朝的和尚想了几个办法:一段经用唱,一段用念,讲道理的时候换成说话。三种声音各有各的用场,还分出了专门以此为业的和尚,慧皎给他们在《高僧传》里单立了两科。
一部经几个人分工谁念谁记谁润色
早期译经是一两个人对坐,错了也没人校。罗什进长安以后,姚兴给他配了班子:一个人口宣梵文,一个人翻成汉语,一个人记下来,一个人核对义理,一个人润色文辞。译经从此变成一个工程。
了和着在六朝刚长出动词后面的尾巴
了本义是完结,着本义是附着。六朝开始把它们放到动词后面,说食了、挂着,可原来的意思还没褪干净。这个结构在译经里用得最多,因为要照着梵语的时态走。唐代才彻底虚化成语法标记。
阿母阿兄阿谁里的阿只是个配件
阿母、阿兄、阿谁里的阿,第一、初十里的第和初,前头、上头里的头,都是词的配件。六朝是这类配件大批上岗的时候,上得比前代密得多,加它们不改变基本意思,只调语气、方向或者语法位置,装上去还能卸。
青青河畔草叠着说的字更有分量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开头六个字四个是叠的。叠字分两种:叠音词拆开没意义,重叠式拆开各自成立。前者描状态,后者表频率,一个说样子一个说次数。六朝动词也开始叠,看看、行行,表示动作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