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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和蒙古文在朝廷里
清朝的朝廷里,藏文和蒙古文都有人管,蒙古文管北边,藏文管西边。管的意思是有人写,有人译,有人校,文书进来要译成满文或汉文,皇帝才看得懂。译错了要担。所以译官的位置不高,可离事最近,最近的人最知道底细。
佛经是怎么译过来的
佛经不是一个人译的,是一群人。译场里有五道工序:译主念梵本、度语转成汉话、笔受记成汉字、润文理顺、证义听出不对就喊停。五道走完,一卷才算初稿,还要校三遍才定。所以译一部大经要好几年。译主念梵本、度语转汉话、笔受记汉字。
两种话碰头会怎么样
两种话碰头,先是互相听不懂,听不懂就要人翻,翻了几年就有人学会。学会的人两头跑,跑多了就带进新词,新词先进上层,用久了就往下走。词换得最快,说法换得慢,音几乎不换。留下的是词,不是音。先是听不懂,翻几年就有人学会。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是两边都会才混得起来。只会一边的人不敢混,一混就露。混有混的规矩: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官面上的事用官话,家里的称呼用老家话。所以混着说不是乱说。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
汉话里混进过什么
汉话里混进过很多。有从西域来的,有从北方来的,有从海上来的。混进来的多是名物: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都是外来的东西,连名字一起进来。为什么多是名物?因为东西是新的,本地没有名,只能借。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连名字一起进来。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凑出来的最实用。两边都听得懂一点,听不懂的那点就学,学久了就成了自己的。新话最活,活到年年变。因为没人管它,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
糊名誊录,考官看不到原卷
乡试会试的卷子,先糊名,再由誊录手用朱笔抄一遍。考官看的是朱卷,看不到原卷,也看不到名字。抄错一个字要罚,改一个字要革。这一套防的是考官认人、认字、认人情,也防考生夹带、代考。先糊名,再由誊录手用朱笔抄一遍。
他答三个字就当上了太尉府属官
太尉王衍问阮修:老庄和儒家到底同不同?阮修答「将无同」三个字,王衍很满意,召他做了属官。当时人叫他「三语掾」。「将无」是六朝口语,意思是恐怕、大概。这三个字后来成了典故,唐宋诗人还在用。
邪还是也六朝人南北连句尾都吵
六朝人句尾那几个字,南北读法不一样。邪是未定之词,北人却读成也。焉字问在哪里和句尾收声,江南分两个音,河北混成一个。颜之推为这点差别专门写了一篇。一个语气词读错,一句话的意思就变了。
都字本来是城邑后来才变成全都
东汉《论衡》里已经有凤凰麒麟都与鸟兽同一类。到六朝,都字用得多了,疮都愈、宿命都除、都无纤翳。它原本是城邑,动词是聚集,聚在一起就是全部。皆字用了两千年,位置让给了都。六朝人说话离不开它。
得字本来只是拿到手,后来挂到动词后面
得本来是个实打实的动词,意思是走路捡到东西,甲骨文里画的是手拿着贝。汉代它开始往动词后面挪,先说事情办成了,再说办得到。到六朝,得挂在动词后面接结果,捣得三斗米、斫得被。一个动作词就这么磨成了语法零件。
嘴上说的纸上不这么说
六朝人说话跟写字是两套系统。嘴里说的双音词多、虚词换了,纸上写的还是先秦两汉的文言。佛经译文和民歌是例外,因为要讲给不识字的人听。这个格局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把这条缝重新缝上。
不我知和不知我两种语序并存
先秦否定句里代词做宾语要前置,不说不知我,说不我知。六朝这条规矩松了,文言照旧前置,口语已经顺过来。《世说新语》里两种并存,前后隔不了几页。语序变得最慢,慢到一千年才挪一格。
但字六朝只当只讲转折是后来的事
但字的本行是袒露上身,跟只字无关。汉魏借来表限定,六朝人笔下但见就是只见,不但就是不只。限定和轻转只隔一层,句子一长,转折味就出来了。现代但是的但,是唐宋以后才慢慢坐稳的。
寻字怎么从找东西跑去做时间副词
寻字本义是找,寻人、寻物都是这个意思。六朝人拿它当副词,意思是随即、不久。寻蒙国恩是随后就受了恩,寻亦收至是紧接着也被抓了。从找东西到时间紧接,中间隔着一层引申:顺着找下去,就找到了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