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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为什么用白话写
小说用白话写,是为了卖,看小说的人多半不是读书人,读书人读经史。经史是文言,小说只好白话,白话看得快,看得懂,看得下去,写的人还写得快,写得长。所以小说一开白话,就再也回不去,回去也没人看。看小说的人多半不是读书人。
文人说话也不像文章
文人写文章一套话,说话另一套话,文章要庄重,收掉语气和重复。说话要随意,得放开了才有味。所以同一个人两张嘴,看他的书信、日记、语录,能看见另一面。那一面更近人,也更藏不住,藏不住才真,真才看得见人。文章要庄重,说话要随意。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纯文言太硬,纯白话太散,多数文章在中间。公文开头结尾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小说人物说话半文,对话里常有白话。所以文白不是两截,是一根绳子上的两段,两头都在中间走。公文两头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
佛经翻译带进来多少词
佛经翻译往汉语里塞了几百个词。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时造出来的。造的时候要找一个字能顶一个意思,找不到就拼,拼出来的词后来成了日常话。所以今天的口语里,藏着译经和尚的手艺。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造出来的。
译音的字为什么越用越怪
译音的字越用越怪,是因为音对不上,汉语一个音节带声调,外语没有。挑字的时候还得避开坏意思。所以第一轮译得准,后来就松,松到只剩个大概。大概也能用,用久了就成了定名,定名不必准。汉语一个音节带声调,外语没有。
一个词翻错了会怎样
一个词翻错,能错上千年,佛经里的忍辱,原意是耐心,不是受辱,错的东西传开就成常识。常识比原文有力。所以译错不一定被改,有时被供起来。供起来的东西最难动,动了要得罪一派人,得罪人比改错贵。忍辱的原意是耐心,不是受辱。
日本造的汉字词回流中国
有一批词是日本人造的,用汉字拼,可中国古书里没有,明治维新时他们造了一大批。翻译西学要用,造完传回中国,中国人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词看着像自家的,其实是进口的。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用汉字造了一大批词。
通事是怎么翻番话的
通事是古代的口译,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通事不是官,多半是边地人。他们靠嘴吃饭,嘴就是本钱。所以通事懂话,也懂人情。人情比话难学,话能背,人情背不来,背不来就办不成事。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
满语里的汉语借词
满语里借了不少汉话,借的多是东西的名,茶、绸、秤、官名。因为这些东西汉人先有,满人拿东西连名一起拿,借进来还得改音,改成满语能念的样子。所以听着像满语,其实根在汉话,根在汉话就断不了。茶、绸、秤、官名,都是先有的东西。
满文档案到底有多少
满文档案留下来的极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百多万件,从诏令、题本、奏折,到内务府的账本、盛京的户口册,一样不少。加上台北、沈阳、日本、俄国存的,总量更大。所以满文不是死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百多万件。
公文里一个字能定生死
公文里一个字能定生死。因为公文不是话,是凭据,凭据按字算,字写成什么样,事就成什么样。斩和绞差一个字,人就不一样,已和未差一个字,事就翻过来。所以写公文的人最怕形近字,怕到抄十遍对十遍,对完还要人再看一遍,看完才敢发。
状子怎么写才有人管
告状不是把委屈写出来就行,状子要照格式写。原告是谁,被告是谁,事在哪天,要告什么,一样不能少,少了就驳,驳了重写,重写要钱。钱花了还不一定收。所以写状子的人得懂规矩,懂规矩的才有人管,不懂的写十张也没用。有用不在字多,在字对。
缺一笔就算避讳了
缺一笔是最常见的避讳写法,少写最后一笔,字还是那个字,可不算犯。缺哪一笔有定式,不能乱缺,缺错了就像错字,错字要改,改了还是错。所以抄手抄讳字先看讳例,讳例上有样子,照着样子抄,抄对了不赏,抄错了要罚。所以缺笔看着简单。
唐朝人怎么避李世民的讳
李世民当皇帝,世和民两个字就得躲,世改成代,民改成人。所以唐朝的书里少见世字,少见不是没有,是改过了,改过的书传下来,后人不知道。以为原文就是代,代和世差一层意思,差一层就读歪,读歪了就成了新说法。新说法传下去成了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