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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馆是教外语的
四夷馆是教外语的,教的是几种边地的语言,有蒙古,有女真,有西番,有缅甸,有暹罗。学生从各地选,选了要学几年,学几年才当通事。所以四夷馆是通事的学校,学校最要紧的是老师,老师多是降人,降人最懂对面的话。可降人也最不可靠,用降人最难。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
译音的字最不好认。因为那些字只是借来记音的,字本身的意思不算。一个词里三个字,三个字各有一个意思,可凑起来跟那个词毫无关系。所以看的人不能按字猜,只能按音念。念得出来才懂,念不出来就是一堆字。
汉话里混进过什么
汉话里混进过很多。有从西域来的,有从北方来的,有从海上来的。混进来的多是名物: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都是外来的东西,连名字一起进来。为什么多是名物?因为东西是新的,本地没有名,只能借。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连名字一起进来。
字太难认有人想改
字太难认,有人想改。汉字一个一个字记,认字要几年,认全要三四千字,一个农家孩子读三年书还看不明一张田契。所以有人想省事:用字母。字母只有几十个,学一个月就会,会了就能拼,拼出来就能读。一个农家孩子读三年书,还看不明白一张田契。
新东西进来没名字
新东西进来先没名字。没名字就不好说,只好指:指一下,说"那个""圆的那个"。指来指去说不清,说不清就卖不动。所以最要紧的是起名。起名最难,难在要大家都认。一个人叫甲,一个人叫乙,买卖就做不成。指来指去说不清,说不清就卖不动。
借来的词先音后意
借来的词先照音写,一串怪字凑在一起,念得出看不懂。第二步要改,改成汉字能看懂的,改到念着顺、看着像话才定。定了以后没人当它是借的。所以借来的词最后都不像借的,不像借的才算进来了。改到念着顺、看着像话,才算定下来。
一个词有两种叫法
一个词有两种叫法:一种是老的,一种是新的。老的在屋里说,新的在公事上用,两套并行才不乱。场合一分,话就不撞。在衙门说老话,人家当你不懂规矩;在家里说新话,老人听着别扭。别扭就说不长。老的在屋里说,新的在公事上用。
新词多了旧词死不透
新词多了,旧词怎么办?不全废。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有人读就有人用,旧词就死不透。所以旧词的下场多半是退:从嘴上退到纸上,从纸上退到注里,从注里退到词典最后几页。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
急了才冒出来的那几句
人急了才冒出来的那几句,是最老的。骂人不用学,急了顾不上挑词,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句,就是最早学会的那一句。这几句像老底,平时盖着,一掀就露。露出来的那层,比体面话老几百年。老几百年也没人改,因为骂人只要够狠,不用够新。
一个字能顶一句话
一个字能顶一句话。比如"你去把这件事办了",缩成"办",意思全在里头:谁办不用问,办什么不用问,因为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字里塞了这么多,塞得多就省事,省事才有人爱用。所以最要紧的是塞。谁办不用问,办什么不用问。
西游记的猴子越写越像人
玄奘写了《大唐西域记》,一句自己的事没多写,书里也没有猴子。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出现猴行者,元代杂剧里成了通天大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出百回本,猴子已经会哭会赌气了。西游记的猴子,是越写越像人的。
汤显祖写梦写到哭
汤显祖四十九岁弃官回临川,第二年写成了《牡丹亭》。传说他写到春香悼念杜丽娘那几句,躺在柴堆上哭。这戏一出来,有人读断了肠,有人演死在台上,改本也一代接一代,他活着时不许人改。汤显祖写梦,写到自己在柴堆上哭。
戏文里的话最上口
戏文是唱出来的,唱词要押韵、要合板,句子长短有定,所以一听就记住。明代流行的小曲也一样,沈德符说《打枣竿》《挂枝儿》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也人人喜听之。戏文里的话最上口,一听就记住。
有人主张写眼前的事
复古派喊了几十年,到万历年间有人反过来说:别学古人了,写你自己看见的。李贽说童心,袁宏道说性灵,徐渭说真我。这些话听着简单,当时是要挨骂的,李贽的书被禁了两回,人最后死在牢里。有人主张写眼前的事,不写古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