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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定常参官朝服之限
开成间文宗再申衣服舆马之制,令常参官各依本品服色、绫袍佩鱼执笏,逾期不改者重加黜责,并委御史台纠察,意在借重申太和旧制整肃朝班。然党争方炽、宦官用事,禁令终难持久,诏下而士大夫因循如故。
会昌抑佛与僧衣还俗
武宗会昌年间厉行排佛,五年大举拆寺,二十六万余僧尼勒令还俗、收充两税户,袈裟被弃而改著俗服。外来诸教信徒亦同勒还俗,缁衣之盛一时顿衰,唯河北数镇拒不奉行,景教、祆教僧三千余人亦同勒还俗。
宣宗复佛法与僧服
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之政,杖杀排佛道士,增置寺院,许旧僧重修废寺、依旧出家,由祠部给牒,缁衣袈裟重新公开披著,僧尼籍帐与僧官体系渐次恢复,所度僧尼仍由祠部给牒,三纲僧录相继除授。
归义军赐章服于河西
宣宗大中五年,沙州张议潮遣使者奉河西十一州图籍归唐,授归义军节度使,赐金紫章服,僚佐将士亦得绯紫,河西之地在吐蕃统治数十年后复见唐廷衣冠之制,莫高窟出行图与供养像即其形象写照。
翰林学士借绯紫定例
晚唐翰林学士与内廷供奉以他官充任,初入者官品未及而常借绯紫,入院既久、恩顾有加则改赐真章服,借绯借紫由权宜而成内廷惯例,章服与本品渐相分离,诸司使职、内廷供奉品卑服高者日众。
咸通奢靡与金翠复盛
懿宗好尚奢靡,宴乐、奉佛、游幸全无节度,同昌公主出嫁与咸通迎佛骨皆穷极金玉锦绣,文宗以来的俭约之禁尽行弛废,京师民间金翠锦绣重新炽盛,同昌公主一事尤见内库用度之无节,史家以为乱政之兆。
军功滥赏与衣紫者众
晚唐征讨频繁,朝廷以官爵服色赏功,军将偏裨乃至随军民吏多冒功得金紫,章服猥滥,朝会朱紫满庭而衣绿者少,服色军功之赏与实际品级严重脱节,朝廷虽立赐绯赐紫的考课年限,军兴之际辄从宽典,格令终成具文。
军卒号衣与诸镇服色
晚唐藩镇兵卒各有统一号衣,衣上或军中标识以记某军某将,春冬另给衣赐,朝廷与藩镇均凭服色记号辨认部伍、区号令,号衣成为军队组织与隶属关系的外在标志,兵为将有之私属色彩由此益显。
黄巢乱后百官假服
广明元年黄巢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百官多不及从,宫廷法物、百官章服散亡。收复之后朝廷屡经播迁,典服造作不继,官员朝会多假借、权著章服,衣冠制度崩坏,尚衣库藏与百官告衣一再毁散,终难复旧。
唐季赐紫绯与鱼袋之滥
唐末朝廷以服色笼络臣下,宦官、伶人乃至权势之流亦得赐绯紫、兼佩鱼袋,金紫银绯授予漫无等差,章服与鱼袋由重器而近于泛赏,名器之滥至唐亡而极,鱼袋佩者既众,其等第之意名存实亡,公私记载屡以为叹。
晚唐宽袍大袖成形
九世纪以降,僧俗袍衫普遍袖阔身肥、衣长曳地,宽衣博带取代盛唐以来的窄利便给而成为时代基调,上自贵族士人下至仆役僧徒皆然,并直接影响五代乃至宋初的服饰风尚,禁令虽立尺寸,终不能逆此潮流。
直裰长衫与士人便服
晚唐处士、僧徒与士人多著一种不加横襕的宽身长衫,便于家居与隐处。惟直裰之名今见最早系统记载已在宋人笔下,晚唐是否已有此专名尚乏确证,可视为直裰之实流行而其名定型于五代宋初。
软脚幞头与展脚之始🏛 图证
晚唐幞头在软脚垂曳之外,硬脚渐起,以丝弦、铜铁为骨使之稍翘或趋平,僖宗时又有硬裹的军容头。双脚向两侧平直伸展的成熟展脚尚属萌芽,只能视为五代两宋展脚幞头的先声,其演变之由,在巾裹由软趋硬。
金铜带銙与庶人铁带🏛 图证
晚唐腰带带銙的材质与数量高下悬殊:三品以上金玉带、四五品金带、六七品银带、八九品鍮石带,庶人则铜铁带,带具成为比袍色更细密的身份刻度,考古出土带具亦可印证,玉金而鍮石而铜铁,等差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