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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里的客套和实话
书信有两层,一层是客套,一层是实话,客套在前,问安问候能写一大段。实话在后,常压得很轻,一句带过。客套写给收信人的身份看,实话藏在客套的缝里。所以读老信要会挑,挑出那几句不客套的,那几句才见人。客套写在前面,实话压得很轻。
文人说话也不像文章
文人写文章一套话,说话另一套话,文章要庄重,收掉语气和重复。说话要随意,得放开了才有味。所以同一个人两张嘴,看他的书信、日记、语录,能看见另一面。那一面更近人,也更藏不住,藏不住才真,真才看得见人。文章要庄重,说话要随意。
佛经翻译带进来多少词
佛经翻译往汉语里塞了几百个词。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时造出来的。造的时候要找一个字能顶一个意思,找不到就拼,拼出来的词后来成了日常话。所以今天的口语里,藏着译经和尚的手艺。世界、因果、烦恼、刹那,都是译经造出来的。
译音的字为什么越用越怪
译音的字越用越怪,是因为音对不上,汉语一个音节带声调,外语没有。挑字的时候还得避开坏意思。所以第一轮译得准,后来就松,松到只剩个大概。大概也能用,用久了就成了定名,定名不必准。汉语一个音节带声调,外语没有。
一个词翻错了会怎样
一个词翻错,能错上千年,佛经里的忍辱,原意是耐心,不是受辱,错的东西传开就成常识。常识比原文有力。所以译错不一定被改,有时被供起来。供起来的东西最难动,动了要得罪一派人,得罪人比改错贵。忍辱的原意是耐心,不是受辱。
日本造的汉字词回流中国
有一批词是日本人造的,用汉字拼,可中国古书里没有,明治维新时他们造了一大批。翻译西学要用,造完传回中国,中国人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词看着像自家的,其实是进口的。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用汉字造了一大批词。
蒙古语留下的那些词
汉语里有一批蒙古语的词,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元朝公文用蒙汉两种话,翻来翻去就留下了,留下的多是日常词,日常词最耐。耐到今天还在说,说起来像自家的话。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
通事是怎么翻番话的
通事是古代的口译,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通事不是官,多半是边地人。他们靠嘴吃饭,嘴就是本钱。所以通事懂话,也懂人情。人情比话难学,话能背,人情背不来,背不来就办不成事。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
满汉合璧的公文怎么写
清朝的公文常是满汉两种字并排写,一份文书,左边满文,右边汉文,或者先满后汉。两种都得对,对不上就查。所以合璧公文是双份的账,一份出错,另一份能校,校得出来才敢发,发出去就是定案。左边满文,右边汉文,两种都得对。
满语里的汉语借词
满语里借了不少汉话,借的多是东西的名,茶、绸、秤、官名。因为这些东西汉人先有,满人拿东西连名一起拿,借进来还得改音,改成满语能念的样子。所以听着像满语,其实根在汉话,根在汉话就断不了。茶、绸、秤、官名,都是先有的东西。
旗人后来改说汉话
旗人入关时说满语。后来慢慢改说汉话,改的原因很简单,周围都是汉人,买卖、雇工、邻居都得说汉话。说到后来自己话就生了,生到说不出。说不出就只剩家谱上的几个词,词还在,话不在了。周围都是汉人,买卖、雇工、邻居都得说汉话。
清朝为什么要管蒙古文
朝廷管蒙古,先得管蒙古文。因为蒙古各部各有各的信,信要用蒙古文写,朝廷不会写就管不住。会写还不够,得写得一样:各部写法不同,一个词三种拼法,文书到了京城,看的人要先猜是哪个部来的。各部写法不同,一个词三种拼法。
蒙古文的三种写法
蒙古文不止一种写法,老蒙古文一种,竖着写,用了八百年。托忒文一种,卫拉特人改的,分得清几个音,八思巴字一种,忽必烈让人造的,能写所有话。还有一种西里尔蒙古文,是外蒙古改的,四种字都在用,用的人各认一种。认一种就够,够用就不改。
藏文和蒙古文在朝廷里
清朝的朝廷里,藏文和蒙古文都有人管,蒙古文管北边,藏文管西边。管的意思是有人写,有人译,有人校,文书进来要译成满文或汉文,皇帝才看得懂。译错了要担。所以译官的位置不高,可离事最近,最近的人最知道底细。
满文之外还有几种官字
清朝的官字不止满文一种,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四种最常用。还有回文、托忒文,用在西北。所以清朝的公文常是好几种字并排,并排就得都对,对不上就查,查的人得懂几种字。所以清朝的翻译比前朝重,重在一个朝廷要管几种话,管得住才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