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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的音为什么会变
一个字的音会变,原因有几层。头一层是省力:嘴懒得张那么大,舌头懒得抬那么高,念着念着就滑到省劲的那个音上。第二层是听得含糊,照着猜的念,猜错了也传下去。三层一起来,音就挪了位。嘴懒得张那么大,念着念着就滑到省劲的音上。
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
文言和白话差在距离,文言是写出来的话,跟嘴里说的差得远。白话就是嘴里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白话费字,费在语气和重复上。可白话清楚,文言耐读,两套话分工,一上庙堂一下市井。文言耐读,白话清楚,两套话分工。
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
白话写进书里是唐宋的事。和尚讲经要人听懂,就用白话记下来,敦煌的变文就是这么来的。宋人记语录照原话写,白得有点粗,到宋元话本,白话成了主角,明清小说更盛。所以白话不是近代才有,它一直在纸上活着。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纯文言太硬,纯白话太散,多数文章在中间。公文开头结尾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小说人物说话半文,对话里常有白话。所以文白不是两截,是一根绳子上的两段,两头都在中间走。公文两头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
明朝人给西洋货按样子起名
明朝人见了西洋东西,先按样子起名,自鸣钟、千里镜、红夷炮,名字都是照着看。后来传教士来了,才带进音译名,利玛窦们又造了一批意译词。所以明朝的洋名有两套,一套土,一套文,土名先出,文名后到。自鸣钟、千里镜、红夷炮,都是照着样子叫。
吏和官说的不是一种话
官和吏是两种人,官是考出来的,三年一换,吏是招来的,一辈子不动。官说官话,讲道理,讲体统,吏说吏话,讲数目,讲门道,官走了吏还在。所以真办事的是吏,吏办事靠的是那套话。那套话不外传。所以换官不换吏,换了官事还照办,吏在衙门就在。
一个字的忌讳能改地名
一个字的忌讳能改掉一个地名,县名里碰上有讳的字,县就得改名,改名不是小事。改名要报,报了入册,册一改就成定名,定名传几百年。后来的人不知道原来叫什么。所以查旧志能查出一串改名,每一串后头都有一个皇帝的名字,名字是活的,地图是死的。
俗字后来成了正字
俗字后来成了正字,今天字典里的正字,有一批当年是俗写,俗写用的人多了就成正。成正就没人提它当年是俗。所以正和俗不是性质,是时间。所以看一个字的历史,能看到一场拉锯,拉锯的两头是手和规矩,手图快,规矩图正。人多的最后赢。
朝廷怎么跟外国说话
朝廷怎么跟外国说话,靠通事,也靠文书,文书是汉字写的,外国看不懂,看不懂就要译。译的人就是通事。所以跟外国打交道先要有人,有人才谈得上话,话谈成了才写文书,文书还要再译一遍。所以一道话要过两次手,两次手都有风险,风险在译的人。
两种话碰头会怎么样
两种话碰头,先是互相听不懂,听不懂就要人翻,翻了几年就有人学会。学会的人两头跑,跑多了就带进新词,新词先进上层,用久了就往下走。词换得最快,说法换得慢,音几乎不换。留下的是词,不是音。先是听不懂,翻几年就有人学会。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是两边都会才混得起来。只会一边的人不敢混,一混就露。混有混的规矩: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官面上的事用官话,家里的称呼用老家话。所以混着说不是乱说。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
汉话里混进过什么
汉话里混进过很多。有从西域来的,有从北方来的,有从海上来的。混进来的多是名物: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都是外来的东西,连名字一起进来。为什么多是名物?因为东西是新的,本地没有名,只能借。葡萄、苜蓿、胡椒、番薯、玉米,连名字一起进来。
官话压得住土话吗
官话压得住土话吗?压得住一点,压不住全部。官话在衙门里硬,升堂、问案、贴告示全是官话;出了衙门就软,街上、家里、田头没人说。所以官话管外,土话管里。管外的硬,管里的牢。牢的那一头,最难动。官话在衙门里硬,出了衙门就软。
用字母拼汉话行不行
用字母拼汉话行不行?行,可拼出来不像。不像在音太多:汉话一个音有高低,高低不同,意思就不同。字母只管声母韵母,管不了高低。所以拼出来差一层:声母韵母都对,可念的人不知道往哪儿拐。拐错了就成另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