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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给西洋货按样子起名
明朝人见了西洋东西,先按样子起名,自鸣钟、千里镜、红夷炮,名字都是照着看。后来传教士来了,才带进音译名,利玛窦们又造了一批意译词。所以明朝的洋名有两套,一套土,一套文,土名先出,文名后到。自鸣钟、千里镜、红夷炮,都是照着样子叫。
满文档案到底有多少
满文档案留下来的极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百多万件,从诏令、题本、奏折,到内务府的账本、盛京的户口册,一样不少。加上台北、沈阳、日本、俄国存的,总量更大。所以满文不是死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百多万件。
藏文经书怎么印出来
藏文经书靠刻版印,版是梨木的,一块刻一页,两面的字都是反的。刻完刷墨、铺纸、压一遍,揭起来就是一页。一页版能印几千张,印到字口磨圆就重刻,重刻还是照着老样子刻,一个字都不差。一块梨木版刻一页,两面的字都是反的。
一个字写快了就变形
字写快了就变形,变形不是写错,是手省了劲,省劲有规律。横连成竖,撇连成点,方框变成圈,规律一样,所以变形也认得出,认得出就不算错。所以草书不是乱写,是按规律省,规律是几千人几万只手磨出来的。磨到后来就成了另一套写法,道理就是快。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凑出来的最实用。两边都听得懂一点,听不懂的那点就学,学久了就成了自己的。新话最活,活到年年变。因为没人管它,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
字太难认有人想改
字太难认,有人想改。汉字一个一个字记,认字要几年,认全要三四千字,一个农家孩子读三年书还看不明一张田契。所以有人想省事:用字母。字母只有几十个,学一个月就会,会了就能拼,拼出来就能读。一个农家孩子读三年书,还看不明白一张田契。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因为看的人多,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一个人在报上看见一个新词,看三回就记住,记住就用。所以写报的人手里握着一支笔,笔一动,几十万人的嘴跟着动。跟着动的人不知道。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
新词多了旧词死不透
新词多了,旧词怎么办?不全废。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有人读就有人用,旧词就死不透。所以旧词的下场多半是退:从嘴上退到纸上,从纸上退到注里,从注里退到词典最后几页。废不了,是因为老书还在,老书在就有人读。
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说话
老话里藏着当年的东西。东西不是实物,是当年怎么过日子:吃什么、怎么种、跟谁打交道、怕什么。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说话,说话里就留了痕。所以查词就是查史,词最难假,假不了是因为天天用。吃什么、怎么种、跟谁打交道、怕什么。
数目字最不容易变
数目字最不容易变。因为天天要数:数东西、数钱、数日子、数人。数得太勤,就磨得最光:一个音念几万遍,念到不用想就出口,谁也不会去改它。改它没有好处,只有麻烦。所以数目字最古,古到几千年没怎么动。数得太勤,就磨得最光。
说书人一张嘴讲半部书
张岱在南京听柳敬亭说武松打虎,记下他一声吼,店里的空缸空甏都嗡嗡响。这一段《水浒》原文里没有,是柳敬亭自己加的。说书人一天说一段,一段收在一句话上,第二天才有人肯回来听。说书人一张嘴,讲的是半部书。
章回是给说书人留的
明代长篇小说里到处是话说、且听下回分解,这两句在书里其实多余。它们本来是说给听书的人听的,写书的人抄下来没删干净。嘉靖本《三国》还分二百四十则,到万历年间才并成一百二十回,回目也换了。章回是给说书人留的。
西游记的猴子越写越像人
玄奘写了《大唐西域记》,一句自己的事没多写,书里也没有猴子。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出现猴行者,元代杂剧里成了通天大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出百回本,猴子已经会哭会赌气了。西游记的猴子,是越写越像人的。
一本书刻出来要多少钱
刻一部书先备板,梨木枣木解成薄片,晾一年才用。二十万字的书要两千多块板,刻工一天刻一百多字算快手,一部书要刻一两年。明代刻一部书几十两银打底,够五口之家吃两年。同一种《三国》,官刻的卖一两,坊刻的只要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