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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两京将士赐绯紫
至德二载,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军兴之际,朝廷以章服劝战功,将士立功者多赏借绯紫并鱼袋,人数甚众。服朱紫者由文臣近幸扩及卒伍,章服大滥,品色旧制遂坏;将帅且得预给告身,随功填授。
大历军赏借绯紫泛滥
军赏借绯紫本为戎行权宜,在军则服、离军则停。安史乱后此道大开,至大历诸军赏借人数浩繁,偏裨贱卒有衣紫佩鱼者,朱紫满眼而正员被挤,旧制唯许灼然有战功方赏,终不能禁方镇自专。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翰林学士借绯紫定例
晚唐翰林学士与内廷供奉以他官充任,初入者官品未及而常借绯紫,入院既久、恩顾有加则改赐真章服,借绯借紫由权宜而成内廷惯例,章服与本品渐相分离,诸司使职、内廷供奉品卑服高者日众。
说她方额广颐是后人追述,真正变的是制度
武则天由皇后而皇帝,主政期间朝衣冠饰新变迭出:改鱼为龟、赐绣袍、诸卫章纹各别、岳牧赐铭袍,女子妆梳也随之一改旧样。后世所谓方额广颐之相仅属追述,真正可征的是这些制度更张。
永徽二年给随身鱼
永徽二年,朝廷给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官员颁发随身鱼袋,鱼符由军国信物变为官员日常佩饰,佩鱼之制自此大行。给鱼月分《唐会要》作四月、《旧唐书》作五月,小有异文。
咸亨三年赐新鱼袋
咸亨三年五月,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另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鱼袋由此由合符凭信进一步荣宠化、章服化;永徽五年已许薨亡者随身鱼不追收,去官纳还之制渐弛。
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久视元年定龟袋饰
久视元年十月,诏职事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上守下行皆由官给,龟袋等级由此分明,与服色紫绯相配,武周章服之制大备,其等差原则至神龙复辟后仍为鱼袋所承袭不改。
袍子膝盖上横缝一道边说是为了存古意
初唐男子圆领袍衫之下近膝处施一道横襕,称襕袍、襕衫,把衣裳连属的袍衫与上衣下裳古义结合,为士人仕宦常服的主体,马周、长孙无忌先后议行,下沿至宋,襕衫更定为进士、国子生之服。
张嘉贞请终身佩鱼
唐制官员佩鱼符、鱼袋,以为身份与应征召的凭信,然罢任、致仕即须解去。开元九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官可终身佩鱼,玄宗从之。鱼袋自此由在职凭证渐转为可伴终身的荣宠,章服之制为之一变。
天宝元年赐金紫之滥
天宝改元以后,恩赏日繁,金紫章服、借绯借紫渐滥。贵臣、供奉、边将多以恩泽得赐,佩鱼服朱紫者充斥。章服本以酬劳功次,至是几成近幸常态,开元二十五年非战功不赏绯紫之敕至此名存实亡。
赏你紫袍就配金鱼袋赏绯袍就配银鱼袋
唐制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衣紫则佩金饰鱼袋,衣绯则佩银饰鱼袋。自景云定鱼袋金银之装,至天宝恩命日繁,服朱紫、佩鱼者遂众,鱼袋由符信渐成荣宠,防伪之意日淡,矜夸之味日浓。
官不够大但差事要紧可以先借着穿办完再还
唐代任使所莅,官品未及而职事须尊其体者,许借高于本品的紫、绯并鱼袋,谓之借紫、借绯,任满或使还则停。都督刺史、入蕃使、宰相出镇多依此制,与真赐章服有别,一借一停之间最见唐人立法之圆通。
穿朱紫的宦官一千多人比制度允许多得多
开元、天宝间宦官数量膨胀,《旧唐书·宦官传》载品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旧制宦者多衣白、黄,至是高品大珰蒙恩衣绯紫、佩鱼,服色逾于常制,开中晚唐宦官典军预政之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