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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禁侈靡葬服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矫弊,六月赦书减乘舆服御,令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立法度,并罢珍贡、出宫女、毁逾制第宅。丧葬则重申明器依令、以素瓦为之、衣不用罗锦绣画,一革大历厚葬之俗。
贞元二年蕃客赐袍定制
唐制四夷君长使客来朝,例赐锦袍、金带、宝钿鱼袋七事,皆由鸿胪寺按等第拟授。贞元初唐蕃关系反复,韦伦归俘给衣、赵聿使蕃,赐服怀柔之礼运用得格外频繁,以衣冠金帛维系远人,威惠并行。
贞元七年定赐衣文采
贞元七年三月,德宗下诏厘定赐衣文采,节度使以鹘衔绶带、观察使以雁衔威仪,使自战乱以来文彩不常的方镇赐服终于有了固定纹样,并为后世所沿用,鹘、雁之取义,一武毅靖内,一行列有序。
元和初停诸道无名赐服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求治,罢各地进奉、节省冗费,并着意裁抑诸道无名赐服以及军功借绯紫的泛滥,重申按本品给服的旧制,力图扭转贞元以来名器渐轻、朱紫冒滥的积弊,然用兵之际军功赐服终难尽停。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元和姓纂与衣冠门第
林宝奉诏撰元和姓纂,辨天下姓氏源流与士族支派。其书虽为谱牒,却反映中唐以门第阀阅相尚、以章服品色别贵贱的社会结构,是考察衣冠士族的重要典籍,谱牒与服色,共构其时身份秩序的两面。
杜佑通典论唐代服制
杜佑历仕玄、肃、代、德诸朝,所撰通典于贞元十七年奏上。其礼典对本朝品色服、巾子、冠冕、丧服及历代因革有系统梳理,兼具制度考证与亲历记录之长,其按语考辨沿革,尤见贯通之识,非徒抄撮者可比。
命妇翟衣入朝与赐宴
中唐三节朝贺,内命妇与外命妇仍按制服翟衣、花钗入朝朝见太后,典礼后并赴赐宴。翟衣以青罗绣雉、花钗树数随品级为等差,礼仪服饰虽承旧制而施行渐简,罢省与恢复相寻,赐宴颁赏则屡见记载。
庶民白布襕衫与婚嫁
中唐庶民平日多着白布衫、白布襕衫,腰束布带、足蹑麻鞋草屩;婚嫁之日得依摄盛旧制借服绛公服、花钗礼衣,礼毕即还本色,日常与大礼界限分明,平日严等威而大礼遂人情,二者实相辅而行。
清水会盟的唐蕃衣冠
建中四年清水会盟,唐方官属将佐皆具朝服,吐蕃酋长毡韦赭面,两族衣冠并列坛场;刑牲仪节各依本俗折中,为唐蕃交往制度与礼俗差异的重要见证,盟成未久,即因泾原兵变而败,坛场之盛遂成昙花。
新罗朝唐与服饰赐给
中唐新罗宪德、兴德王屡遣使朝唐、入宿卫,受赐章服;兴德王太和八年下教详定品色服禁,幞头团领一仿中唐,骨品尊卑由衣冠精粗而显,其制实兼采唐令与本国骨品之旧,华夷相济而各有其守。
南诏清平官的锦绣
贞元十年唐以袁滋持节册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黄金印,清平官以下尚绛紫、系金佉苴,有功加锦、再加虎皮金波罗,唐式官服与本土武俗并行不悖,华夷界限并不截然,各用于其应行场合而两不相妨。
他下了一堆诏书禁奢华多半没执行下去
唐文宗在位十余年,深恶安史之乱后服色逾制、风俗奢糜,屡次下诏按品秩重定冠服等级,亲定袍袄纹样,禁高髻险妆与奇锦异帛,是晚唐俭约改革最用力的一位皇帝,所定条文虽多未行,等级实况反赖以存。
王涯奏定服制与禁草履
王涯历仕德宗至文宗,太和中奉敕详定诸司制度,按品重定章服色彩带饰,立袍衫裙袖尺寸,特别奏禁吴越织造的高头草履,是文宗朝服饰厘革的实际起草人,终殉甘露之变,制度方定而祸作,其奏文遂为一代遗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