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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佩刀砺与七事雏形
隋代武官革带上常佩刀剑、短刀、砺石,源自北朝骑射传统,是唐蹀躞七事的雏形。七事之名至唐始著为令,限五品以上,开元后渐成虚设。隋有其实而尚无其名,正处腰间器物由实用走向礼制的转折点上。
武德元年改银鱼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隋代银菟符为鱼符,随身符验由周隋虎、菟系统转入李唐鱼形系统。此事《旧唐书·舆服志》作银鱼符,本纪及《新唐书》作铜鱼符,异说并存;铜鱼符以起军旅,随身鱼符盛以鱼袋,二者非一事。
永徽二年给随身鱼
永徽二年,朝廷给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官员颁发随身鱼袋,鱼符由军国信物变为官员日常佩饰,佩鱼之制自此大行。给鱼月分《唐会要》作四月、《旧唐书》作五月,小有异文。
咸亨三年赐新鱼袋
咸亨三年五月,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另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鱼袋由此由合符凭信进一步荣宠化、章服化;永徽五年已许薨亡者随身鱼不追收,去官纳还之制渐弛。
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官员腰上挂的鱼袋在武周时改成了龟袋
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鱼袋为龟袋,以应武氏革命、玄武之兆;至神龙元年复改为鱼,龟袋之制仅行于武周一朝;久视元年定三品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其制始备,与鱼袋相类。
长安中武官佩七事
武周长安前后,武官五品以上渐于革带上佩蹀躞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其制源自北朝骑射传统,全面定制则在景云,开元初罢;上元元年诏令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佩刀子砺石,为其先声。
腰带上挂七个钩子连刀和针筒都在上面
蹀躞带在带銙下设环,垂系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七事,便于骑射行旅,源自北方胡服;景云定制、开元罢,出土带具可证其制;沈括谓带间本有环以系物,后去垂带而存环,即銙之所由起。
五品以上腰里挂一条鱼,左半留宫里右半自己带
鱼符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随身佩戴的符契,盛以鱼袋、系于腰间。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符上题官职姓名,凭合符勘验以应召传信、防止诈伪;左二右一,左藏内廷、右付本人,卸任交还,不刻名者传于继任。
张嘉贞请终身佩鱼
唐制官员佩鱼符、鱼袋,以为身份与应征召的凭信,然罢任、致仕即须解去。开元九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官可终身佩鱼,玄宗从之。鱼袋自此由在职凭证渐转为可伴终身的荣宠,章服之制为之一变。
开元十三年东封百官从服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张说、徐坚、韦縚等刊定仪注,天子服衮冕致斋,御马登山,百官各依本品朝服、戎服扈从,帐殿之上文武百僚与四夷君长毕集,为盛唐舆服仪仗之大观,也是一次衣裳等级的总检阅。
开元武官复罢七事
蹀躞七事乃武官随身悬佩的七件杂物。景云中复令依上元故事,武官五品以上佩七事;至开元初复罢,惟许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不佩。七事旋复旋罢,可见胡式佩饰在唐廷的兴废,亦见胡俗之进退。
幞头换成罗做的,两条带子垂到背后还翘起
盛唐幞头以罗代绢,两脚加长垂后,或微翘,内衬圆头官样巾子。相传开元中张说受赐长脚罗幞头,由是内外遵用。罗质轻挺、长脚端整,成为盛唐官式幞头的标准形象,异于后世硬脚展脚之制。
腰边挂手巾算袋小刀后来只剩朝会那天挂
唐代官员腰侧系挂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日用小件。上元、景云间按品秩定其佩否,武官五品以上一度佩蹀躞七事,开元后渐罢,算袋只在朝参、衙日佩带,其余日子从简,实用物渐成礼仪佩饰。
西域贡物记录中的锦袍
《册府元龟》外臣部及《唐会要》详记开元、天宝间西域诸国朝贡,大食献金线织袍、康国献毛锦、罽宾献波斯锦舞筵,唐廷亦以锦袍金带回赐蕃使,构成中西服饰交流的朝贡清单,可与吐鲁番所出锦袍实物相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