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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郡王习唐衣冠
渤海受唐册封,仿唐设立三省六部,推行唐式官服与章服,朝贺仪卫一同中华,号称海东盛国,衣冠同华自此而始,在东北诸族之中受唐文化影响最深,时人有诗书与华夏相同、衣冠一同中原之誉。
韦伦奉使的朝服复典
韦伦于乱后两度奉使吐蕃,归蕃俘五百人、各给衣一袭以示恩信,又在朝极论名器清班不可轻授。正史对其服饰着墨不多,他所争所守却多在衣冠典制之间,其论清班名器尤为切直,太常之职与礼乐相终始。
郭子仪宽袍见回纥
永泰元年吐蕃回纥连兵入寇,郭子仪屯泾阳,免胄释甲、投枪不设备,以宽袍只身出见回纥大帅药葛罗。回纥下马环拜,约共击吐蕃,大破之。甲服与朝服相济,威望代干戈,史称其功名终始无玷。
刘禹锡咏衫裙旧制
刘禹锡以诗记录中唐衫裙髻样:《与歌者米嘉荣》叹染髭须事后生,《泰娘歌》写长鬟如云衣似雾,《和乐天柘枝》记鸾凤髻、斗鸡纱、汗透罗衣,借衣妆新旧寄时代盛衰,其诗兼具诗史与风俗史之价值。
他写了一首诗,说长安人五十年来都学胡妆
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题乐府《法曲》,写安史乱后女学胡妆、伎进胡音,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雅乐与夷俗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渐被消磨,是乱后去胡化焦虑的直接自供,可与白居易《时世妆》并读。
长安染工与夹缬名家
安史乱后夹缬由宫禁秘方渐出而遍天下。其法镂二木板为杂花,夹绢染之,左右对称;越州以厚币娶北地织妇,织染大进。夹缬匠人姓名无考,唯留绢上花纹与染工群像,敦煌所出夹缬绢幡可为实证。
陆羽桑苎翁山野服
陆羽著《茶经》、自称桑苎翁,自传载其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常独行郊野、诵诗击木,楚人比之楚狂接舆。他以最朴拙的劳作者巾褐自处,宣告不与流俗同列的隐者姿态,见轻于御史李季卿,愧而著《毁茶论》。
乾元元年百官章服复旧
两京收复、肃宗还京后,乾元元年以改元、享庙、南郊、册储诸大典普赐百官阶勋爵,重申常朝各依本品、鱼袋验合,把军兴权宜的紊乱服色逐步收回常朝法度,是乱后章服复旧之始,然整顿未彻,代宗以后军赏借绯犹多。
贞元七年定赐衣文采
贞元七年三月,德宗下诏厘定赐衣文采,节度使以鹘衔绶带、观察使以雁衔威仪,使自战乱以来文彩不常的方镇赐服终于有了固定纹样,并为后世所沿用,鹘、雁之取义,一武毅靖内,一行列有序。
贞元金紫与检校官佩鱼
贞元年间,各节度使、观察使府的僚佐多带有检校官与御史宪衔,由府主奏请朝廷赐给绯紫、佩带鱼袋,使章服随幕府官阶大为普及,成为中唐士人绕开吏部铨选而迅速显达的一条仕进捷径,其得之易,名器遂轻。
元和初停诸道无名赐服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求治,罢各地进奉、节省冗费,并着意裁抑诸道无名赐服以及军功借绯紫的泛滥,重申按本品给服的旧制,力图扭转贞元以来名器渐轻、朱紫冒滥的积弊,然用兵之际军功赐服终难尽停。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袍袖渐宽与长衫化🏛 图证
安史乱后,男子常服的衣袖与身围逐渐加宽、下摆日益增长,由盛唐窄袖紧身的样式转向宽袍大袖,至中晚唐因过分宽长,朝廷不得不立下尺寸加以约束,这是男装演变中一个明显转折,窄袖利骑射,宽袍见雍容。
脸上涂赭红,太阳穴画两道红痕像伤口
中唐妇女受吐蕃等风俗影响,以赭红黄粉涂染面部,又在太阳穴、两颊描画斜红而不晕开,红痕锐利如同伤痕,这是元和胡妆中最能见出异域色彩的两种面饰,斜红本六朝旧法,至此不晕而施于胡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