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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抄了一本簿子把八十六个宗派记了下来
民国十五年北京白云观抄了一本《诸真宗派总簿》,列混元派以下八十六个宗派,每派记创始人简况和传代字辈。抄它是为了认人,游方道士挂单得报得出自己哪一派第几代。后来收进《藏外道书》第二十册《白云观志》卷三。
庙里一年收入五万元的拿一半出来办公益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内政部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把征收标准大幅提高:年收益五万元以上的寺院,拿一半出来。浙江一个省转下来,新昌县十一月成立委员会,主任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担任,办公地址就设在县政府里。
战后北平重登寺庙,一半登记的庙不是和尚庙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北平市社会局发出通告,办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战后庙况很乱,庙址迁移,庙产纠纷,盗卖成风。这次登记统计出一千九百二十座,其中民庙九百八十八座,占了一半多。真正有僧尼道士主持的,不到一半。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一个落第秀才自己刻版印了一本拼音书
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十八岁府试落第,从此不进科场。他到新加坡学英文,回厦门帮传教士译字典,琢磨出一套五十五个符号的拼法。光绪十八年,他把书稿一笔一笔抄在木板上,自己出钱刻印,在厦门五崎顶的书坊里印了出来。
他跟老板说中国只有一部康熙字典是不够的
一九〇八年商务印书馆设了辞典部,陆尔奎对张元济说中国只有一部康熙字典不够用。他要编一部字词兼收、新旧都收的新式辞书。原以为五六个人两年能干完,最后是五十多人、十几万卷书、七年时间。
一本小册子教人怎么跟红毛做买卖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书坊刻着一本小册子,通篇没有一个英文字母,只用汉字给英语注粤语读音。全书分四门三百七十二条,从数目、人物到吃食,买的人多是通事、仆役和店铺主,一本卖一两个便士。
高昌庙日晖桥边六十亩地里出了纸
光绪三十年,庞元济奉命在上海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占田六十亩,买两台美国造一百英寸多烘缸长网造纸机,自己发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开车出纸,日产十吨。这是辛亥以前上海唯一一家民族资本开的机器造纸厂。
他不懂接生却写下了中国第一部西医产科书
咸丰八年,合信在上海刊出《妇婴新说》,七十三页,上卷讲子宫、妊娠、出产,下卷讲新生儿和水痘。这是中国第一部西医产科书。可他自己承认不懂接生,说,可以看到我能用言语表达真的很少,但为了传教的缘故我写了这个著作。
一个美国女医生在西关租屋办起女医学堂
富马利一八八四年到广州,在博济医院管了十几年妇孺病房,眼看着产妇宁可在家请接生婆也不肯让男医生进门,一八九九年在西关存善大街办起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校,下面挂一间不收钱的赠医所。
头一年只来了十个八旗子弟,每月发十两银子
同治元年北京设同文馆,头一年只来了十个八旗子弟,全是十三四岁。学生饭食管、每月发十两银子,洋教习年薪一千两,汉教习一年九十六两。八年课表从认字写字排到天文测算、富国策,每一门后头都缀着练习译书。办了四十年,毕业的不过几百人。
每一个保都要有一所学校
一九四〇年三月,教育部颁《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每一保设一所国民学校,每一乡镇设一所中心学校,小学部和民教部并设,孩子和大人一起教。校长由乡镇保长兼任,教育与基层政权绑在一起。到一九四一年,湖南的中心学校普及率到了九成三。
一家行商倒了全十三行替他还债
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有个规矩,叫保商:一家欠了外商的债还不上,剩下的人分摊。朝廷要的是税饷不断、洋人不出事,谁欠谁还它不管。这条规矩撑了一百多年,也把一批行商拖垮了。有研究者说,绝大多数行商一当上就已注定破产。
想当买卖的中间人先得买一张牙帖
清朝的集市上,买卖双方不能直接交易,中间必须过一道牙行。开牙行要官府批准,先查身家、找同行作保、出甘结,再由布政司发一张牙帖。帖有定额,不许添,不许跨行用,还得按月替官府登记客商和货物。
人寿保险不许中外合办这一条写在第八条
1929 年 12 月 30 日国民政府公布《保险法》三章八十二条,分总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保险法。第八条规定华洋合资只准办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股东必须全体是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