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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百二十七年那个冬至,朔和冬至撞在同一天
历法要从某一天起算。挑哪天最好?挑朔日和冬至撞在同一天的那天。战国初年的四分历就挑了这么一天:前四百二十七年,十一月的己酉日。这一天,月亮刚合朔,太阳也刚走到最南。整套历法的每一个数,都从这一天起算。
到战国末年,扁鹊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韩非写文章,说宫之奇和叔瞻是虞、虢之扁鹊,意思是那两国的良医。这时候扁鹊已经不是秦越人,是能提前看出事要坏的人的代称。一个医生的名字变成一个有含义的词,这中间发生的事,比他的医案更值得看。
治好一半跟不治分不开,所以这一档不设
《周礼》给医生定考核,一年一结,按治好的比例发俸禄。四档排到治好六个为止,再往下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设第五档?郑玄说,治好一半跟不治分不开,有些病不治也会自己好。贾公彦还补了一句当时的谚语:不找医生,结果往往跟找个中等的差不多。
同一个老师的话,汉初有三个本子
孔子的话靠记靠抄,传了几百年,到汉初有三个本子: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二十一篇,从孔家墙里拆出来。西汉末年张禹择善而从,编成张侯论。后来郑玄作注,何晏集解,才有了今天这个本子。
他跟人一辩就是好几天
《庄子·天下》给惠施的判词,说他的方术多,写的东西装了五车,可道理驳杂不纯,话也说不到点上。这一句既是夸也是骂。他写了五车书,今天一句不剩,我们知道的惠施,全在骂他的那个人的书里。
书叫某子,人也叫某子
春秋以前的书不挂作者的名字,一部书是一批人攒的,属一个官署。到了战国,一个人带着学生讲学,学生把他的话记下来,书就叫他的名字加一个子:孟子、庄子、荀子。人和书用同一个名字,这件事是那时候才有的。
一个字一千金,没人敢来领
吕不韦把门客编的书挂在咸阳城门上,旁边放一千金,说谁能给它加减一个字,这金子就归谁。结果没人来。东汉的高诱说破了:不是不能改,是怕相国。整部书二十余万言,叫《吕氏春秋》。
汉朝给他们排了十家的座次
战国人排座次排的是人:庄子排六节,荀子排十二个人,韩非只承认儒墨两家。到了汉朝,班固改成按「家」排,排出来十家,每家还挂一个官。十个官,十句「盖」——盖是大概。这套分类是汉人给的,不是战国人自己的分法。
「市井」这个词,是管仲给商人安排住处时留下的
「市井」这两个字,最早跟管仲安排商人住处的一句话连在一起,那句「处商就市井」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里都有。它为什么这么连,古人有三种说法:井边交易、市形如井、因井田为市。
「行曰商,坐曰贾」,走着的和坐着的不是一回事
孔颖达给《左传》作疏,在「韩子买诸贾人」这句下面顺手解释了一下:贾人就是商人。走动的叫商,坐店的叫贾。分开说是两样,混着说就不分了,所以商贾常连用。这个区别后来没人再提,可它原本是两种活法。
计然说,看天吃饭也能算出六年一丰六年一旱
计然给越王勾践算过一本账:岁星在金位就丰收,在水位就歉收,在木位就饥荒,在火位就旱。旱年要备船,水年要备车。六年一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次大饥。粮价太低伤农,太高伤商,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两头都不亏。
白圭做买卖像打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是周人,魏文侯时候做买卖。他的法子只有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谷子熟了收谷、卖丝漆;茧子下来收帛絮、卖粮食。他说自己治生产像伊尹、吕尚用谋,像孙吴用兵,像商鞅行法,智勇仁强缺一样都别学。
李悝说的那个民,不包括种地的
粮价太贵也伤人,这话听着别扭——种粮的难道不盼着粮贵?《汉书》注里韦昭一句话点破了这个疑问:这里的民指的是士工商,是那批不种地、全靠到市面上买粮吃的三类人。这一注下去,整句话的方向就变了。
收成好的年份,官府要买走四分之三
丰年粮价跌得种地的人白干,怎么办?李悝给的办法是官府下场买粮,比例给得很具体:大熟年买走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这个比例不是拍脑袋来的,三国时魏人张晏注《汉书》,把账一节一节拆开过。
把物价握在官府手里,这叫轻重之术
「轻重」是战国一部书的专门术语:东西不值钱叫轻,值钱叫重。让它变轻变重的有两样,一样是天时的年成,一样是官府下的号令。这套学问要做的,是把这两样都握在自己手里。握住了,价格就不是天气说了算,是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