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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制度与文字禁忌
唐代避讳制度严格,朝廷公文文书须避君父名讳,以改字、缺笔等法处理。如世改作代,民改作人,避李虎讳就改虎字。这套规矩贯穿朝野日常书写,误犯了还有明文处罚。从诏令到写经,书吏落笔都得留心。
唐代方言与共同语
唐代方言分歧明显,吴楚轻浅、燕赵重浊、秦陇梁益各有声韵之异。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话逐渐形成通行的正音,士子据韵书押韵以通彼此,书面通语与各地口语并行,共同语的基础由此奠定。
黄绿白三种釉往下淌其实全是陪葬的🏛 图证
唐三彩是唐代盛烧于洛阳、长安一带的低温铅釉陶器,以黄、绿、白等色釉交融流淌为特色,多作随葬明器,题材涵盖人物、动物与生活器皿。造型生动,釉色绚丽,唐代陶艺的手上功夫和开放气象都在里头。
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隋唐之际的孙思邈,活过北周、隋、唐三朝,屡辞爵位,隐居山中采药著书。他以人命重于千金,积数十年心力写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理法方药兼备,书首《大医精诚》专论医德,后世尊为药王。
孟诜《食疗本草》
盛唐名士孟诜承孙思邈食治之学,撰成《食疗本草》三卷,专门讨论食物的性味、功效、禁忌与服食方法,是中国现存较早的食疗学专著;原书早佚,敦煌残卷及后世辑本存其梗概,开创了以食代药的系统论述。
唐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朝廷将德宗主持编集的《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五百八十六首选简效验方颁行天下,并令州府抄写、榜示于村坊要路,使偏僻之地无医可求的百姓也能按方用药,是古代由国家向民间普及验方的重要举措。
香药入华与外来胡药
随着陆上丝路与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胡椒、阿魏、安息香、苏合香、没药、血竭、诃黎勒等大批域外香药在唐代源源不断输入,被纳入本草、用于合药与薰疗,波斯、粟特胡商多营其利,丰富了中国药物学,也使香药成为唐与海外贸易的大宗。
李珣《海药本草》
唐末五代前蜀时,祖籍波斯、世营香药的李珣撰成《海药本草》六卷,专门收录从海外和西域传入的药物一百二十余种,详记其产地、形态、性味与真伪鉴别,是中国第一部以外来药为对象的本草专著;原书早佚,今有辑本传世。
唐代服石炼丹与外丹流弊🏛 图证
承魏晋余风,隋唐皇室贵族与士大夫中盛行服石炼丹,饵寒食散、炼金丹以求长生,却屡致中毒、燥渴、痈疽乃至暴亡。唐代多位帝王之死与丹药有关,医家在批判与救治中积累了矿物药和中毒辨治经验,外丹术也在客观上孕育了早期化学实践。
道地药材与州县土贡
唐代以各地所产药物列入州县土贡,《新修本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详记各地所出佳药,如蜀椒、秦归、潞参、阿魏等,初步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观念与采集、上贡制度,既保障了官方和太医署用药,也为后世道地药材学说奠定基础。
秦鸣鹤针刺唐高宗头风
弘道元年,唐高宗苦于头重目眩、几不能视,侍医秦鸣鹤诊为风毒上攻,力主在头顶百会、脑户刺血泄邪,武则天初以为险而怒斥,终因高宗许可而行针,针后帝顿觉目明,是唐代针灸急救与宫廷医事的著名案例。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陆贽贬官集《陆氏集验方》
唐德宗朝名相陆贽,刚正罢相、被贬忠州后杜门避谤,转而搜集前代与当代验方,历十余年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一作十五卷),尤重南方瘴乡常见病,备乡人临证之需,是名臣身处逆境而以医术济世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