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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偷桃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 图证
《神异经》《十洲记》旧题东方朔作,写海外十洲的风物、奇木异兽、仙人宫室。《汉书·东方朔传》只记他能言善辩、滑稽调笑,从没提他写过这类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定为后人伪托。书要有人信,就得挂一个大家熟悉又有点神秘的名字。
这篇赋是讲给人听的,不是读的
《神乌赋》四言为主,押韵,对话用「乌曰」「盗鸟曰」引出,故事完整,结尾有训诫。这套写法跟后来敦煌发现的俗赋是同一个路子。汉代有一类赋不是给读书人看的,是说唱艺人讲给听众听的,靠韵脚和对话抓人。
诗写完了还得有人解释它
《毛诗》每篇前面有一篇小序,说这一篇讲什么;全书开头有一篇大序,说诗是干什么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把《诗经》的教化作用讲成一整套。诗是先有的,解释是后加的,可解释一旦定下来,读诗的人就照它读了两千年。
赋写得那么华丽,他自己说那是小道
扬雄早年极爱写赋,后来在《法言·吾子》里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他把赋比作小孩子刻虫书,长大就不干了。写赋最卖力的人,晚年否定了赋。
一封信写成名篇,写的是没法说出口的话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任安下狱,写信劝他推贤进士,他回信说自己受了宫刑,早已不是能说话的身份。信里讲自己为什么不死:书没写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篇奏疏让皇帝改了主意
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办法是纳粟拜爵、纳粟除罪。文帝听了,当年就下诏减田租。贾谊《过秦论》论秦为什么亡,贾山《至言》论治乱。这类文章每一篇都对着一个具体问题,改或不改,都有下文。
文章要好看还是要管用
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好看可以,得有个度。王充在《论衡·自纪》里说自己文章不雕琢,「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两个人主张不一样:一个要丽,一个要素。这不是审美趣味,是文章给谁看的问题。
一本书把赋分成四类,还有一类是歌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把赋分成四家:屈原赋二十家、陆贾赋二十一家、孙卿赋二十五家、杂赋十二家,另外单列歌诗二十八家。屈原一类承楚辞,陆贾一类是纵横家的余风,孙卿一类是荀子的路子,杂赋不成家。四类之外单列歌诗,能唱的和能读的分开了。
看一眼就知道病到哪一层
《史记·扁鹊传》记扁鹊见齐桓侯,五日内四言:疾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桓侯不信,最后觉疼而扁鹊已走。故事太整齐未必真,重点在病会一层一层往里走这个想法,是后来病在表、病在里那套说法的源头。
洛阳城南那片房子
光武帝建武五年起太学于洛阳城南,中元元年起辟雍。顺帝永建六年重修太学,阳嘉元年建成,共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遗址在今河南偃师佃庄乡太学村一带,出土过石经残石。这片房子是一百多年里盖了又破、破了又修的结果。
三万人分到十四家,一家两千多
《后汉书·儒林传》说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三万是概数,可汉代人口峰值约六千万,三万人是二千分之一,全挤在洛阳一个城里。太学只有一千八百多间房,住不下,多数人在城外租房,房子贵米也贵。
皇帝亲自出的那道题
汉代选官有对策一途:皇帝出题,应举的人当面或书面作答。董仲舒答的那三篇,就是天人三策。题目问的是天与人的关系、治国的根本,答得好就能入仕。这是皇帝亲自把关的一种选人办法。
律令也有人一条条教
汉代学律令,靠的是师徒传授和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几家各自给汉律作章句,每家几十万字。学律的人跟学经一样,认一家之说。律学在汉代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到西晋,这些章句加起来七百多万字,看得人头晕。
乐工的本事一代代传
《汉书·礼乐志》说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制氏是鲁人,秦时就在做乐,汉兴还在做。乐工的本事不写书,靠耳朵和手,一代传一代,传的是声音。这种人,汉代叫世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