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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中军兴赐服
安史乱起,戎机急迫,节度使及其幕府僚佐多蒙赐金紫章服以重军礼,或随军功真授。紫绯由朝堂恩荣渐为戎幕所常衣,白衣入幕者亦有骤贵者,军府服色之盛遂为中晚唐藩镇先声,士人亦由是弃京官而趋戎幕。
奔蜀途中的从官戎衣
安史乱起,玄宗自长安仓皇奔蜀,从官与宫人在道途之上多改着戎衣、胡帽,束袍着靴,以求行路与自卫之便。昔日金紫满路的盛景,转瞬之间变为蒙尘改服,扈从官吏军士至成都者仅一千三百人。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元和姓纂与衣冠门第
林宝奉诏撰元和姓纂,辨天下姓氏源流与士族支派。其书虽为谱牒,却反映中唐以门第阀阅相尚、以章服品色别贵贱的社会结构,是考察衣冠士族的重要典籍,谱牒与服色,共构其时身份秩序的两面。
南诏清平官的锦绣
贞元十年唐以袁滋持节册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黄金印,清平官以下尚绛紫、系金佉苴,有功加锦、再加虎皮金波罗,唐式官服与本土武俗并行不悖,华夷界限并不截然,各用于其应行场合而两不相妨。
桂苑笔耕的官服书仪
新罗文士崔致远入唐登第、入淮南高骈幕掌书记,所撰《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多为表状书仪,其中赐紫金鱼袋、章服冠佩等名目颇存晚唐官服与公文制度,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唐代章服研究的要籍。
受降礼与献俘太庙
战胜而行受降献俘之礼,介于军礼宾礼之间。贞观四年擒颉利可汗,先献俘于太庙以告功,再御门受俘而赦其死罪、赐以官爵。开元礼详定其仪,威德并施,既耀武功,又约束兵锋不可滥杀,威德兼尽。
赐婚、赦日与节庆大赦
赐婚属嘉礼,公主出降、勋臣联姻多奉诏而成,仪节具载开元礼。唐代大赦与登基、改元、立储、郊祀等节庆相连,贞观六年太宗纵死囚三百九十人如期归狱而悉赦,传为典故。宣赦树金鸡、击大鼓、释枷,赦日即成节日。
景教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贞观九年大秦僧阿罗本至长安,太宗命房玄龄郊迎,十二年于义宁坊建波斯寺度僧。后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僧景净撰文,记景教在唐百余年流行之迹。明天启间碑复出土,今存西安碑林。
他带着一部咒经进了五台山这座山从此出名🏛 图证
五台山自北朝以文殊道场见称,唐仪凤、永淳间佛陀波利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入山,武后至代宗累代崇饰,大历中不空建金阁寺、置文殊院,遂为天下佛教第一名山,历代香火相承不替焉。
写经生和敦煌写经🏛 图证
唐代写经由官方译场、宫廷书手与寺院写经生共同完成,经初校再校三校与大德详阅,程待宾咸亨三年所书《金刚经》可证。敦煌藏经洞存写经数万卷,写经体书法由是传世,题记尤可考见当时制度。
宰相亲自到长安西郊去接一个外国和尚
贞观九年,大秦国僧阿罗本携经像抵长安,太宗命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入内翻经问道。十二年诏于义宁坊建波斯寺,度僧二十一人。此为基督宗教聂斯脱里派即景教正式入华之始,事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
唐代周边民族先后创制本族文字:突厥人用以如尼式字母立《阙特勤碑》,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仿梵文创制藏文,回鹘人借粟特字母制成回鹘文。三者都是多民族语言交流的历史见证,回鹘文更下启蒙古文、满文。
草原上立了千年的两块碑,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人读懂
8世纪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立《阙特勤碑》(732)与《毗伽可汗碑》(735),以字形方折的如尼式文字记述突厥兴衰。石碑在草原矗立千年,1889年被重新发现,1893年由丹麦学者汤姆森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