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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支起一条凳替人剪辫子
民国元年,各地贴出剪辫的告示,街上支起凳子,一把剪子替人剪。有人自己剪了,辫子包好寄回老家;有人躲着不肯,被巡警按着剪。剪完对着镜子摸后脑,凉的,不习惯。辫子剪了,帽子得换,辫子钱也没了。满街都是短头发的人。
女人头上那顶小帽子
中国女人原来不戴帽,戴首饰:簪、钗、步摇。帽子是洋东西,进来时先给男人戴。女人戴帽,是民国以后的事:一顶小圆帽斜扣在烫发上,或者一顶宽檐帽遮太阳。帽子配旗袍,配高跟鞋,配手袋。帽子小,讲究大,一顶顶挑。
旗袍的襟从右边斜过去
旗袍的襟不在正中,在右边斜着过去:从领口一直斜到右腋下,叫大襟。右衽是老规矩,汉人的衣裳都往右掩。也有正中开的、双襟的、暗襟的。襟一开,扣子就跟着走:斜襟斜着排扣,正中开直着排扣。一道襟,是旗袍的脸。
下水要换一件连身的衣裳
下水不能穿旗袍,也不能穿长衫。得换游泳衣:连身的,一件,贴身,短裤腿,吊带或者圆领;料子是毛线、是棉、是后来的人造丝。有人第一次穿,站在岸上不敢下去;有人游了一年,还敢穿它照相。一件衣裳,把人从岸上推到水里。
陇海铁路修到哪算哪
陇海铁路从兰州到连云港,一千七百多公里,横穿中国,修了五十年。一九〇四年从开封修起,先修汴洛,再往东西两头伸,到一九五二年才全线通车。中间换了几个政府,借了几国的钱,改了三次名。老铁路人说,这条路是修到哪算哪。
飞机第一次在上海天上飞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江湾跑马厅,一架法国飞机升空,两千多人仰着头看。这是中国上空第一次有飞机飞。三个月后,同一个飞行员在市中心迫降,机毁人亡,地上没有伤一个人。上海后来有一条路,用的就是他的名字。
枕木底下垫的是碎石头
钢轨钉在枕木上,枕木埋在碎石里。碎石叫道砟,铺三十厘米厚,分两层。它的用处是把火车的重量散开,把雨水排走,让草长不出来。铺完还要捣固,把枕木底下的石头捣实,一锤一锤砸,砸完这一段,再往前走一段。
递一张名片就算拜过年了
民国元年十月,鲁迅去琉璃厂订印名刺,四天后取回来。名片在民国主要不是见面交换,而是当拜帖:交给门房,主人看片决定见不见。拜年最省事,名片往门缝一塞就算拜过了,当时叫飞片。拜年的名片要挂红,还得印一句恭贺新禧。
祠堂改成了学校和办公处
族必有祠。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子,最好的房子往往是祠堂。前厅议事,正厅供牌位,两边厢房放族田的租谷。族长在这里断事,谁偷了谁家的树,谁不养老人,都抬到祠堂里说。祠堂是祭祖的地方,也是法庭。
玉皇庙拿到一张登记证,上面写着总字第二十五号
登记完了要发证。北平社会局给玉皇庙住持陈旅清发了一张,纸不大,上面印着总字第二十五号,写的是校与寺庙登记规则尚属相符,落款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这张纸,庙就算在册。可庙还是照样被卖。
他在屏风后面听自己的学生上课
光绪二十九年,王照在北京办起官话字母义塾。他自己不便出面,请学生王璞当教员。上课的时候他躲在屏风后面听,听王璞讲得对不对,学生跟不跟得上。同年,张百熙奏定的学堂章程把官话列进了师范和高等小学的课程。
报纸广告上说这部书有四百万字三千多页
一九一五年十月《辞源》上市,商务在报上登的广告写得很实在: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全书收单字一万多个,词目十万余条,分五种版式,甲种定价二十元。
丹麦人给中国字编了一套四位数的号码
一八七〇年丹麦天文学家谢勒俄普为大北电报公司编了一套汉字号码,按康熙字典的部首和笔画排,一字一码。他自己没做完,由上海的法国人威基谒接手。一八七三年起用,一直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康熙字典里的错,被人一条条挑了出来
《康熙字典》修成两百年没人系统纠过。中华书局一九〇九年动手,一个字一个字核原文,改出四千多条错,一九一五年出成《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比旧书多出一千多个,多的是方言字和科学新字。
他把康熙字典一页页翻成了英文
马礼逊想学中文,可当时没有一本能查的字典。他从一八〇八年动手,照康熙字典的排法,给四万多个字配上英文解释,又请人铸出中文铅字。这套书出了八年,一共六册四千五百多页,只印了七百五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