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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说话也不像文章
文人写文章一套话,说话另一套话,文章要庄重,收掉语气和重复。说话要随意,得放开了才有味。所以同一个人两张嘴,看他的书信、日记、语录,能看见另一面。那一面更近人,也更藏不住,藏不住才真,真才看得见人。文章要庄重,说话要随意。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
半文半白才是常态,纯文言太硬,纯白话太散,多数文章在中间。公文开头结尾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小说人物说话半文,对话里常有白话。所以文白不是两截,是一根绳子上的两段,两头都在中间走。公文两头用文言,中间叙事用白话。
公文为什么要写得那么绕
公文写得绕,不是文人爱绕,是制度逼出来的。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一句"伏候钧裁"就把决定推回上头。绕得越长,责任越散,错了能推。所以绕是拿字数买安全。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
吏和官说的不是一种话
官和吏是两种人,官是考出来的,三年一换,吏是招来的,一辈子不动。官说官话,讲道理,讲体统,吏说吏话,讲数目,讲门道,官走了吏还在。所以真办事的是吏,吏办事靠的是那套话。那套话不外传。所以换官不换吏,换了官事还照办,吏在衙门就在。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
混着说不是不会说,是两边都会才混得起来。只会一边的人不敢混,一混就露。混有混的规矩: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官面上的事用官话,家里的称呼用老家话。所以混着说不是乱说。数目、价钱、骂人的话用本地话。
边地的话为什么最杂
边地的话最杂,因为两边都有人:一边说汉话,一边说番话,谁也赶不走谁,赶不走就只能来往,来往就要说话,说话就要混。混的地方在集市、驿站、军营门口。所以最要紧的是住,住在一起才混。混的地方在集市、驿站、军营门口。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
话混久了就成一种新话,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凑出来的最实用。两边都听得懂一点,听不懂的那点就学,学久了就成了自己的。新话最活,活到年年变。因为没人管它,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新的不是谁家的,是两家凑的。
借来的词先音后意
借来的词先照音写,一串怪字凑在一起,念得出看不懂。第二步要改,改成汉字能看懂的,改到念着顺、看着像话才定。定了以后没人当它是借的。所以借来的词最后都不像借的,不像借的才算进来了。改到念着顺、看着像话,才算定下来。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山画成三角是讲究
古地图上的山多画成三角,水画成波纹。这不是画得糙,是符号:地图小,画真了看不清,用约定的符号反而清楚。城画方的,塔画尖的,桥画拱的。也有画得细的形胜图、景致图,是给人看的。符号也会走样,能拿它断年代。
洋人做买卖,前头得站个中国人
洋行里管中国事的叫买办,签一张合同,交一笔保证金。不是伙计,是自己做生意的人。替洋行找货、找买家、担保、垫款,货价里抽一两个点。垫的是自己的钱,商人跑了买办赔。也自己顺带做买卖,赚得比佣金多。签一张合同,交一笔保证金。
两造分开问不许串供
审案不能把两边叫到一处问。原告问一遍,被告问一遍,证人各问一遍,问完了对。这叫隔别研讯。分开问,是为了让他们说的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就是破口。合在一处,话就串了。串了以后,谁说的都不可信。原告问一遍,被告问一遍,证人各问一遍。
结案要写招详报上去
县里审完了不能自己结,要写一份东西报上去,叫招详。招详上写犯人怎么招的、证人怎么说、律上该判哪条、判多重。写完了报府,府批了报司,司批了报部。一层一层批下来,案子才算定。招详上写犯人怎么招的、证人怎么说、该判哪条。
经堂教育从陕西开出来
回回人没有官学,就自己办学。胡登洲在咸阳开馆招徒,把口传的经学变成有课本、有班次的教学。这套办法叫经堂教育,从陕西传遍全国,一直办到今天。它教出来的人不做官,但撑住了每一个坊。胡登洲是咸阳渭城人,招徒开课,十三本经念完才能开学。
经堂里学出来的那套汉语
回回人说汉语,可汉语里有一层自己的词。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直接搬过来用,汉语的词被改了意思,还有用阿拉伯字母拼汉语的小儿锦。这套话不进字典,只在坊里传。传的人少了,它就慢慢变成书上的东西。念经要念原文,可讲经得用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