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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官学废弛
安史之乱打了近八年。两京两次陷落,国子监的学舍烧了,学生跑了,博士散了。乱平以后,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几朝都下诏重修,可钱不够,人也不够。学校修起来,规模回不到从前。从此养士和取士,成了两件事。
雕版印刷初兴与书籍传播
唐代的书主要还是手抄的。中唐以后,市面上出现了印本。印的都是最常用的东西:历书、识字课本、佛经。大和九年,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说剑南、淮南一带私印历书卖,朝廷还没颁历,市面已经满天下了。他请禁。
翰林学士,替皇帝起草内制的那批文臣
玄宗在宫里设过翰林院,本来什么人都收:会下棋的、会画画的、会念经的,还有讲论文史的。开元二十六年,院里又单独划出一块,叫学士院,只放一种人——替皇帝起草最机密诏书的文臣。这批人叫翰林学士。
知贡举与座主门生关系
主持省试的官,叫知贡举。谁被他录取,谁就得称他一声座主,自称门生。同一年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这一层关系,靠放榜后的一整套礼数确认下来:到主司家里谢恩,一起去见宰相,一起赴宴。说是师生,其实是政治同盟。
科举与唐代文学传播
离开科举,很难理解唐诗为什么那么盛。科举不只是一套选官的规矩,它同时是一套文学训练、作品发表、名声传播和情感动员的机器。几十万读书人从小练声律,练出来就是诗人。得意、失意、屈辱、乡愁,全写进了诗里。
牛李党争中的选官之争
中晚唐有一场党争,吵了四十多年,叫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多是进士出身;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多出身高门,靠门荫做官。两边争的事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选官该看门第,还是看考试?
甘露之变后宦官与科举
晚唐的宦官,权力大到能废立皇帝。他们手里握着神策军,宫城北边的机构叫北司,外朝的官署在皇城南边,叫南衙。两边斗了几十年。甘露之变以后,北司彻底压住了南衙。科举照常举行,可考场外面的天,已经变了。
武举的置废与郭子仪
武举是武则天开的,长安二年,702 年。考的东西很实在:射箭、马枪、举重、负重,还看相貌和说话。可整个唐代,武举时办时停,及第以后授的官也不高。它真正成为一套完整制度,是宋代的事。武举最出名的成果,是郭子仪。
唐末国子监与学官的衰败
开成石经立起来的时候,国子监其实已经空了。到唐末,学舍残破,没钱修;学官成了安置闲人的位置;学生挂着学籍,人不到校。祭孔的典礼办不下去。石头上的经还在,可那套培养士人的活的学校,没了。
中晚唐的私学与山林读书
官学垮了,书还得读。中晚唐的读书人换了个地方:名儒的别业、山林里的寺庙、自己的草堂。庐山下聚过一批人,嵩山、终南山、衡山也有。寺院有灯、有书、有饭,穷书生能住下来读十年。这条路,后来长成了书院。
每榜只取二三十人,考不上的连黄巢也在里面
进士每榜只取二三十人,应考的常有上千。绝大多数人,注定落第。这些人留不下来也回不去,在长安再考一年,或者进幕府谋个差事,或者干脆归隐。唐诗里那些下第诗,都是他们写的。黄巢也是其中一个。
敦煌学郎题记与边疆教育
敦煌藏经洞里,出土了一批很特别的写本。经卷末尾、纸背空白处,有人歪歪扭扭写着自己的名字、抄书的日子,还有抱怨和打油诗。写这些的是唐代西北边地的学童,叫学郎。一千多年前的课堂,就这样留下来了。
正午击鼓开门日落敲钲关门一城两张面孔
唐长安的居民住在坊里,做买卖只能去两个地方:东市和西市。两市各占两坊地,四周有市墙,正午击鼓开门,日落前敲钲关门。东市靠权贵宅第,卖的是珍玩;西市靠西门,胡商云集,别称金市。一个城,两张面孔。
把钱交给富商换一张券,为什么这不算纸币
中唐商人碰上了一个麻烦:铜钱又重又多,长途带着既不便又危险。解决的办法有两样。柜坊替人存钱,凭帖支取;飞钱是把钱交给进奏院或富商,拿一张券,到异地兑成现钱。这两样都不是纸币。可它们是中国汇兑业的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