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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做买卖只排第二
种地来的富排第一,做买卖来的排第二,盗墓赌博来的排最下。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排在中间那个,恰恰是当时最来钱的行当。他知道做买卖赚得快,可还是把它放在种地后面。承认事实,再给事实定位置,这两件事他分得很清。
天下人挤在一起,都是为了利
王、侯、君都还在怕穷,一个户籍上的普通人想多挣几个,这算什么丢人?司马迁把这句话摆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面,等于说求利这件事不丢人。连最上面那层都在算这笔账,读书人也不见得不算。
山里的、水里的,得有人去取才有货
木、竹、鱼、盐、丹砂、玉石,都不长在田里。要把它们变成货,第一步得有人进去取。这一行在四业里叫虞,书里提得最少。它没有自己的地盘,山泽归国家,可它仍是所有货物的第一道手。
一个商号的家当里有一千辆牛车
司马迁给大商人算过一笔账:在通邑大都做买卖,家当里得有轺车一百辆、牛车一千辆。这不是随口夸富,是按一年能做多大生意倒推出来的。账在《货殖列传》里,列了二十几样货,样样按千算。
军队扎营的地方也开市场
打仗的地方也有买卖。军市是跟着军队走的集市,卖粮、卖甲、卖兵器。秦国在《垦令》里给它定了三条规矩,条条都往一个方向收:不许有女人,商人自带兵器,粮食只许官运。让它只剩军用。
李牧把市场的租税全拿去给士兵加餐
李牧守雁门,赵国北边。他做了一件别的主将不敢做的事:防区里市场的租税,一文不交国库,全进了自己的幕府,用来养兵。赵王还给了他一个权限,官吏可以自己任命。等于让他自己管钱、自己管人。
把物价握在官府手里,这叫轻重之术
「轻重」是战国一部书的专门术语:东西不值钱叫轻,值钱叫重。让它变轻变重的有两样,一样是天时的年成,一样是官府下的号令。这套学问要做的,是把这两样都握在自己手里。握住了,价格就不是天气说了算,是人说了算。
做不到两成的利,这钱就不该挣
《史记·货殖列传》末尾有一句商人口气的话:别的行当,够不上两成利,就不是我该挣的钱。这句话是司马迁记下来的,用的是第一人称。一条门槛线,把当时的行业分成了两拨——够得上的做,够不上的不碰。
官府赊货不收息,借钱才收
《周礼》里管这件事的官叫泉府。市场收来的税钱拿去买滞销货,再转卖给需要的人。它分两种:赊,办祭祀和丧事用的,不收利息,只限日子;贷,借本钱做买卖的,要收息,息按你该缴的税率来定。
钱借给封地的农户,收不回来就断粮
孟尝君封在薛,一万户的封邑养着三千门客。赋税不够用,他就派人到薛地放债,靠利息补门客的开销。一年多收不上来,借钱的多半付不出息,门客的饭要断了。冯谖去收,收回十万钱,把还不起的借据当场烧了。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国没称霸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从前351年到前337年。他死后,韩非算了一笔账,说韩国托着万乘之重,七十年没有称霸。七十年不是他在位的十五年,是从更早算起。这个数字的错位,是这一条的要害。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史书上的乘数,不能直接换成人数
一乘战车配多少人,古书给的不是一个数。有的说三十人,有的说七十五人,差一倍半。乘既是打仗的单位,也是分地的单位,所以史书上写千乘之国,到底多少兵,算不出来。两个数还都出自同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