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检索
关键词、维度、朝代、标签、付费类型可任意组合,链接可分享、可收藏












凉州碑一面汉字一面西夏文
武威大云寺有一块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修护国寺塔的事。碑阳是西夏文,碑阴是汉文,两面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在地里埋了几百年,嘉庆年间才被人认出来。认出来的那一刻,西夏文才重新被人知道。
忽必烈让八思巴造一套新字
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造字的是国师八思巴。诏书里说,以后的玺书都要用新字,各国文字附在后面。新字是给整个帝国用的,不分蒙古、汉、藏。想法很大,可它从颁行那天起,就没真正落进日子里。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衙门里有译史,也有通事
元朝的衙门里,翻译分两种。管文字的叫译史,管说话的叫通事。译史把公文从蒙古文译成汉文,通事把话从嘴里译出来。两样都要人,都有定额,都要考选。缺了哪一个,衙门就有一半的活办不了。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他把二十几个字的小令拉到一百多字🏛 图证
唐五代小令二三十字,只够写一个瞬间。柳永的慢词一百字起步,《戚氏》二百十二字。长的不是字数,是铺叙,一个瞬间变成一段过程。办法是加领字,一个对字一个渐字领起一串句子。慢曲子本来就有,缺的是愿意填的人。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他的词🏛 图证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西夏归朝官也说那边唱。井水饮处是打水的地方,人聚的地方就有人唱。传得广是因为好唱,句子顺、用白话、写日子。词比诗传得快,因为词是唱的,唱不用认字。
苏轼拿词写打猎,写完自己也笑了🏛 图证
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做知州,出去打猎,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最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落到了西夏边患上。他在给鲜于子骏的信里说,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有人说苏轼的词不合音律🏛 图证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词论》说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陆游《老学庵笔记》替他辩,说不是不懂音律,是不肯剪裁以就声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