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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写万安桥记,一笔不苟
泉州洛阳江口要修桥,修了六年才成。桥基是在江底堆石养牡蛎,靠蛎壳黏住石头。桥成之后立碑,碑文蔡襄自己撰、自己写、自己篆额,一块碑上三种字都是他一个人的。字一笔不苟,刻出来一千年还看得清。
宋徽宗的字瘦,瘦里有硬
他的字跟谁都不像,后人叫瘦金体。画细而硬,起收都露锋,转折见棱,像折纸。好认,也难学。学不像,就成不了派,只属于他一个人。他还办书学画学,编《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把内府藏的东西记成账。
姜夔把评字分成八条
他写过一本《续书谱》,续的是唐人孙过庭的《书谱》。书里讲风神,说风神有八条,头一条是人品要高。八条凑齐,字才站得住。他还讲临摹,说临书易失古人位置,摹书易得古人笔意,两个法子都得用。
金章宗一道诏书,废了契丹字
金朝前期一直用契丹字,女真字造出来以后也没停。到明昌二年,章宗下诏把契丹字罢了。原因不复杂,用的人越来越少,公文里也懒得写。废了以后,这字只在西辽那边还撑着,撑到蒙古人来了才彻底断。
女真字到元朝还有人认得
金亡了,女真字没跟着亡。元朝在东北还设女真字学,文书里也用它。元朝人编过女真文的译语,用来跟东北的部族打交道。字一直用到明朝初年,辽东的碑上还有。它不是一下断的,是慢慢没人用了才断的。
元昊让人造字,造了六千多个
西夏景宗元昊要立国,先得有自己的字。大庆元年,他让野利仁荣造蕃书,造出十二卷,六千多个字,颁行全国。有了字,才有自己的文书、自己的经、自己的学校。这一步走完,西夏才算在纸面上立住了。
掌中珠是四列对照的小书
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编了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每个词排四列:西夏字、汉译、汉字、西夏字注汉音。四列对着看,谁都能学对方的话。这本书本来是给两边做生意的人用的,后来成了破译西夏文最要紧的一把钥匙。
凉州碑一面汉字一面西夏文
武威大云寺有一块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修护国寺塔的事。碑阳是西夏文,碑阴是汉文,两面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在地里埋了几百年,嘉庆年间才被人认出来。认出来的那一刻,西夏文才重新被人知道。
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忽必烈让八思巴造一套新字
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造字的是国师八思巴。诏书里说,以后的玺书都要用新字,各国文字附在后面。新字是给整个帝国用的,不分蒙古、汉、藏。想法很大,可它从颁行那天起,就没真正落进日子里。
新字是从藏文字母改出来的
八思巴字不是凭空画的。它的底子是藏文字母,笔画改方,排列改直,凑成一套方方正正的字母。藏文是拼音的,他照着这条路走,把辅音和元音分开排。所以它看着像印章,读起来却像拼音,跟汉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衙门里有译史,也有通事
元朝的衙门里,翻译分两种。管文字的叫译史,管说话的叫通事。译史把公文从蒙古文译成汉文,通事把话从嘴里译出来。两样都要人,都有定额,都要考选。缺了哪一个,衙门就有一半的活办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