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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过了就假,夸少了就生
夸人的话也有讲究。夸过了就假:把一件小事说成天大的本事,听的人先是不好意思,接着是疑心,最后是不信。夸少了就生:人家做了事,你一句不提,人家当你没看见。所以最要紧的是分寸,拿对了才让人受用。把一件小事说成天大的本事。
有些话只剩书上有了
有些话只剩书上有了。嘴上没人说了,没人说就死;死了还在书上躺着。躺着的话有个特点:字形还认得,意思要猜。猜得出来一半,猜不出来一半。所以读旧书最难的,是字都认得,凑起来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嘴上没人说了,没人说就死。
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
三国这个故事在罗贯中之前讲了一千多年:陈寿写史、裴松之作注、宋人说三分、元人刻平话。罗贯中做的事是把散的收拢、排成一条线。今本《三国》还经过清初毛家父子一改,回目也重新对过。三国这个故事讲了一千多年,讲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词到了明朝不好唱了
词本来是唱的,到明代曲子失传了,只剩平仄和韵。嘉靖年间张綖编《诗余图谱》,用黑白圈标平仄,教人照着填。词从此成了纸上的东西,唱的那一路交给了曲,曲有谱有板,词只剩格律,谁都会填,谁都不会唱。词到了明朝,已经不好唱了。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鼓一响全场就静了
戏一开场先响鼓,鼓师坐在上场门边,面前单皮鼓和板。整场戏的快慢起落都从他手上出去。锣鼓有谱,叫锣鼓经,用仓才七台这些字记,口传不写。观众记演员,不记鼓师,可鼓师一换,味道就变。鼓一响,全场就静了,戏才开场。
麻仓山的土挖空了,胎就变
景德镇原来叫昌南镇,属浮梁县。宋景德元年,真宗把年号给了它,改叫景德镇。明代洪武年间在镇上设御器厂,烧给宫里的瓷器。镇上有昌江,瓷土从上游下来,瓷器装船出去。一个镇靠一条河养了几百年。麻仓山的土挖空了,胎就变了。
铜器后来不太用了
铜器在明代主要不是礼器,是家什。铜镜、铜盆、铜壶、铜炉,家家都有。铜贵,铜钱也要铜,所以铜器越做越薄。宣德年间铸过一批铜炉,用暹罗来的风磨铜,掺金银,后来仿的比真的多得多。铜器后来不太用了,主要是家什。
一本书借出去就没了
藏书家不借书,是行规。借出去的书转几手就找不回来,回来也脏了、缺页了。所以藏书印上刻着借书不孝四个字,天一阁干脆书不出阁。真要看得借来抄,抄完就还,这是唯一能通融的一条路。一本书借出去,就找不回来了。
画完了不署名,名字藏在树根里
宋明画院的应制画多不署名。名字藏在石缝、树根、花叶、栏杆柱上,小得像蚂蚁腿。不署名是怕:怕邀名,也怕画错了被追责查办。名气大的画师得皇帝特许才署,款识的多寡本身就是身份。画完了不署名,名字藏在树根里。
利玛窦带来了西洋画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北京,带的画上是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孩。中国人第一反应不是信教,是问这画怎么画的:脸是凸的,有明有暗。画挂在教堂里,比经书管用,不识字的人也看得懂,看了就记住。利玛窦带来了西洋画,脸是凸的。
徐光启写了一本农书
《农政全书》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徐光启写了几十年,死时没写完,死后六年由陈子龙整理刻印。书分十二目,荒政占很大一块,还收了《泰西水法》,最看重番薯。他写的是农政不是农艺,关心的是人怎么不饿死。徐光启是上海人,官做到礼部尚书。
风箱一拉火就旺了
风箱是一只长木箱,里面一块扎鸡毛的排板,一根杆子拉。鸡毛和活门都朝一个方向开,所以推也送风、拉也送风。一个人拉,风是连着的,比皮囊强。做风箱要严,一年上一次油,一副毛用几年。箱里的排板包鸡毛,密了风小疏了漏风。
历法错了就得改过来
历法算久了会错:一年不是整天,零头攒几百年就攒成十几天。错没错,靠量冬至的影子、靠算日食对不对。明朝用大统历,用了三百年,节气算早了,日食算不准,有人上书要改,可改不动,只能拿回回历对着用。岁实不是整天,误差攒成日,量冬至影长验历,明朝撑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