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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四家里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
苏黄米三个没争议,蔡是谁讲了几百年。一般说蔡襄,也有人说明人把蔡京换成了蔡襄。蔡京是奸臣,字好,可刻帖的人选字先看人,他的字散失得厉害。争了几百年,两边都有人,谁也没赢。
蔡襄写万安桥记,一笔不苟
泉州洛阳江口要修桥,修了六年才成。桥基是在江底堆石养牡蛎,靠蛎壳黏住石头。桥成之后立碑,碑文蔡襄自己撰、自己写、自己篆额,一块碑上三种字都是他一个人的。字一笔不苟,刻出来一千年还看得清。
一块墓志上刻了两种字
辽代的墓志,常常一面刻汉字,一面刻契丹字。有的用大字,有的用小字,看墓主的身份和年头。两种字对着一块石头,说的是同一件事。这种对文,是后来破译的钥匙,一个字一个字对着看,才定得下音和义。
女真文留下的碑只有几块
今天能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连十几种都不到。有名的就那么几块,得胜陀颂碑、开封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的两块碑,还有朝鲜的几处摩崖。数量太少,研究起来就像拼图,缺的比有的多,很多字只能靠对文推。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新字是从藏文字母改出来的
八思巴字不是凭空画的。它的底子是藏文字母,笔画改方,排列改直,凑成一套方方正正的字母。藏文是拼音的,他照着这条路走,把辅音和元音分开排。所以它看着像印章,读起来却像拼音,跟汉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一份公文要几个人签押才生效
元朝的公文,末尾要有一串签押。主官画押,属官画押,管文书的吏员也画押。签完了还要用印。少一个签押,文书就不作数。这一套是防弊的,也是追责的。出了事,顺着签押一个一个往上查。
一首词分上下两片,那道缝最见功夫🏛 图证
片也叫阕,一片就是乐曲的一段。词照着曲子分段,两片的叫双调,三片四片的少见。两片之间那道缝最见功夫,接得太顺像硬切开,接得太远读者跟不上,这个接法叫换头。换头处往往也是换气处,宋人评词常拿过片说事。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令引近慢是按长短分的四等🏛 图证
词按长短分四等,叫令、引、近、慢,这是按曲子分的。明人又按字数分成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内算小令,九十一字以上算长调。两套尺子量同一件东西,比如《祝英台近》按字数是中调,按曲子是近。混着用就容易糊涂。
宋人的词集多叫乐府不叫词🏛 图证
宋人词集多数不叫词。柳永的叫《乐章集》,苏轼的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叫《稼轩长短句》,姜夔的叫《白石道人歌曲》,黄庭坚的叫《山谷琴趣外篇》。叫乐府往汉魏比,叫长短句说句式,叫琴趣往雅里靠。单叫词是元明以后的事。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词里有些句子被人改成了别的意思🏛 图证
柳词在宋代就被人改,歌妓改为了好唱,书坊改为了好卖。苏轼问幕士我词比柳七如何,幕士说柳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话记在《吹剑续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