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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官员腰上挂的鱼袋在武周时改成了龟袋
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鱼袋为龟袋,以应武氏革命、玄武之兆;至神龙元年复改为鱼,龟袋之制仅行于武周一朝;久视元年定三品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其制始备,与鱼袋相类。
新官上任赐一件袍,背上绣着十六个字的告诫
天授三年正月,内出绣袍赐新除都督、刺史,袍背刺绣山形,绕山勒回文铭十六字,以寓劝戒,自此每新除督剌必赐此袍,开官服以纹样铭文别等威之制;铭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十六字。
长安中武官佩七事
武周长安前后,武官五品以上渐于革带上佩蹀躞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其制源自北朝骑射传统,全面定制则在景云,开元初罢;上元元年诏令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佩刀子砺石,为其先声。
百官常服入朝与待漏🏛 图证
唐代官员常朝裹幞头、穿圆领缺胯袍、束革带、蹬乌皮靴,袍色按品分紫绯绿青;天未明即骑马至宫门候朝,时称待漏,专用待漏院晚至元和初才置;章怀太子墓出行仪仗图所见官员,皆幞头、圆领袍、革带、乌靴。
新罗王派人来长安专门求一套唐朝官服
新罗武德、贞观间屡请唐制章服,金春秋入朝求改章服、受赐珍服,真德织锦作《太平颂》;其官色、女裙皆仿初唐,垂拱二年又上表请《唐礼》及文章,武后命抄吉凶要礼并赐五十卷,海东诸国中最为典型。
裴漼等礼官定开元服
开元之初,玄宗励精,命礼官据礼经与令式厘定衣冠,朝服、祭服、常服、章服各归其等。裴漼长于敷奏,历任御史大夫、吏部尚书,与张说等共同推动了这一轮制度整理。一代之制粲然复备,为盛唐秩序立下衣裳的框架。
开元二年禁百官服金翠
与殿前焚锦绣同年,朝廷明立禁断:百官服饰、诸王所用,不得饰以金翠珠玉,士庶之家毋得服锦绣;又定妇人衣服各依其夫、其子品色,使服制与家内身份相准。违者杖一百,以法令整齐天下穿衣。
开元十三年东封百官从服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张说、徐坚、韦縚等刊定仪注,天子服衮冕致斋,御马登山,百官各依本品朝服、戎服扈从,帐殿之上文武百僚与四夷君长毕集,为盛唐舆服仪仗之大观,也是一次衣裳等级的总检阅。
开元十九年赐官样巾子
开元十九年十月,玄宗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与官样巾子。巾子为幞头内衬,自武德平头小样,历武家诸王样、英王踣样,至此定为圆头官样;外裹改以罗,遂为中晚唐所沿袭。名为赏赐,实为定样。
官不够大但差事要紧可以先借着穿办完再还
唐代任使所莅,官品未及而职事须尊其体者,许借高于本品的紫、绯并鱼袋,谓之借紫、借绯,任满或使还则停。都督刺史、入蕃使、宰相出镇多依此制,与真赐章服有别,一借一停之间最见唐人立法之圆通。
开元武官复罢七事
蹀躞七事乃武官随身悬佩的七件杂物。景云中复令依上元故事,武官五品以上佩七事;至开元初复罢,惟许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等不佩。七事旋复旋罢,可见胡式佩饰在唐廷的兴废,亦见胡俗之进退。
百官骑乘与衣冠之议🏛 图证
景龙、开元间,百官出行由牛车渐改为骑马,褒衣博带、革履高冠不便马上,遂有衣冠从省之议。刘子玄请乘马者改著便于骑从之服,编入令;开元十一年郊祀且乘辂而往、骑还。服制随骑乘而调整。
穿朱紫的宦官一千多人比制度允许多得多
开元、天宝间宦官数量膨胀,《旧唐书·宦官传》载品官黄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旧制宦者多衣白、黄,至是高品大珰蒙恩衣绯紫、佩鱼,服色逾于常制,开中晚唐宦官典军预政之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