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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先请人来写书,后来把书烧了
秦国有一部书,是相国吕不韦让门客编的,把各家的话收进去,给将要统一的这个国家备着。书编成二十六年之后,秦下令烧书,烧的正是「百家语」。中间这些年,编书的人早死了,那部书还在。
汉朝给他们排了十家的座次
战国人排座次排的是人:庄子排六节,荀子排十二个人,韩非只承认儒墨两家。到了汉朝,班固改成按「家」排,排出来十家,每家还挂一个官。十个官,十句「盖」——盖是大概。这套分类是汉人给的,不是战国人自己的分法。
楚庄王嫌钱太轻,改大钱三个月就撑不住了
前前后后三个月,这是楚庄王改大钱撑住的时间。他嫌市面上的旧钱太轻,下令铸大的,市面随即乱了起来,只好恢复。司马迁把这个过程记在孙叔敖的传里,落点不在钱上,在「一道命令管不到价」这件事。
「市井」这个词,是管仲给商人安排住处时留下的
「市井」这两个字,最早跟管仲安排商人住处的一句话连在一起,那句「处商就市井」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里都有。它为什么这么连,古人有三种说法:井边交易、市形如井、因井田为市。
士农工商四种人,各住各的地方,儿子还干老子那一行
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里,有一条是把人按职业分开住。士住清静地方,工匠住官府边上,商人住市场,农民住田野。理由说得很实在:几样人杂住一处,说话口音就乱了,干活也不安心。代价是儿子接着干老子的行当,一辈一辈往下传。
「行曰商,坐曰贾」,走着的和坐着的不是一回事
孔颖达给《左传》作疏,在「韩子买诸贾人」这句下面顺手解释了一下:贾人就是商人。走动的叫商,坐店的叫贾。分开说是两样,混着说就不分了,所以商贾常连用。这个区别后来没人再提,可它原本是两种活法。
郑国国君跟商人立过誓,我不强买你的东西
晋国韩起在郑国看上一只玉环,一半在郑伯手里,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他先向郑伯要,子产不给;转头找商人买,价都谈成了,商人说必须报告国君。子产就把郑国开国时的盟誓背了一遍:誓词两头都管,一头管商人不离心,一头管国君不硬来。
子贡一出场,就是四匹马拉的车队
孔门弟子里,子贡是最有钱的一个。他在曹、鲁之间做买卖,赚得比同门都多。出场是四匹马驾的车队,带着成捆的丝帛去聘问诸侯,到哪个国家,国君都跟他分庭抗礼——不在堂下当臣子见,在庭里对等相见。孔子名扬天下,有一半是他推的。
范蠡改名换姓三次,最后叫陶朱公
越国灭吴之后,范蠡走了。他说计然的办法有七条,越国用了五条就成功,剩下的想用在自己家里。他坐一条小船漂出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叫朱公。他一辈子赚了三回大钱,散了两回,散给的是穷朋友和远亲。
计然说,看天吃饭也能算出六年一丰六年一旱
计然给越王勾践算过一本账:岁星在金位就丰收,在水位就歉收,在木位就饥荒,在火位就旱。旱年要备船,水年要备车。六年一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次大饥。粮价太低伤农,太高伤商,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两头都不亏。
白圭做买卖像打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是周人,魏文侯时候做买卖。他的法子只有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谷子熟了收谷、卖丝漆;茧子下来收帛絮、卖粮食。他说自己治生产像伊尹、吕尚用谋,像孙吴用兵,像商鞅行法,智勇仁强缺一样都别学。
猗顿靠一池盐起家,郭纵靠打铁
司马迁写战国的富商,只用一句话带过两个人:猗顿靠池盐起家,邯郸那位郭纵靠冶铁,家产与国君相当。猗顿本来是鲁国的穷读书人,种地常饿、养蚕常冷,去问范蠡,范蠡告诉他:想快富,养五样母畜。他养了十年牛羊,才转做盐。
乌氏倮把马牛多到用山谷来量
乌氏倮是做边境生意的。他把牲畜养多了就卖掉,换中原的丝织品,找机会送给戎王。戎王回他的礼是十倍,用牲畜抵。牲畜多到用山谷来量。后来秦王给了他一个比照封君的待遇,能跟大臣一起上朝。他赚的不是马,是两头之间的差。
天下的物产是分片的,山西出木材山东出鱼盐
没有一块地方能自己过。崤山以西出木材玉石,以东出鱼盐漆丝,江南出金锡丹砂,龙门碣石以北出马牛羊。四块各出几样,一块地凑不齐过日子的东西,铜铁却到处都有。缺的只能拿有的去换。
齐国的女红,做出了天下人穿的衣裳
齐国的初封地是一片盐碱地,人还少。太公没劝人种地,劝人做针线,把工艺做到极处,再把鱼和盐通出去。结果天下的冠带衣履都从齐国出。海岱之间来朝齐,注家说那不是臣服,是来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