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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个镇上全是书坊刻的书最便宜
宋朝刻书主要在汴京、杭州、成都、眉山、建阳几处。分这几处是因为纸、木、人三样都便宜。建阳在福建北边,麻沙镇上一条街全是书坊,有的刻几代,刻历书、医方、尺牍、小说这些官刻不刻的日用书,最便宜也卖得最多。
刻歪了的那块骨头
殷墟出过「习刻」甲骨:刻得歪、重复刻同一个字、刻错了划掉,是学刻字的练习片。这是「有人在学校字」最硬的实物证据。西周教字靠范本——青铜器铭文就是范本。「六书」这套名目是汉代人的。
书信里的客套和实话
书信有两层,一层是客套,一层是实话,客套在前,问安问候能写一大段。实话在后,常压得很轻,一句带过。客套写给收信人的身份看,实话藏在客套的缝里。所以读老信要会挑,挑出那几句不客套的,那几句才见人。客套写在前面,实话压得很轻。
文人说话也不像文章
文人写文章一套话,说话另一套话,文章要庄重,收掉语气和重复。说话要随意,得放开了才有味。所以同一个人两张嘴,看他的书信、日记、语录,能看见另一面。那一面更近人,也更藏不住,藏不住才真,真才看得见人。文章要庄重,说话要随意。
一本书租一天两文
租书铺门面小,墙上钉几层书架,架上全是小说、唱本、公案。租一天两文,要押金,押金比书价还高。书用纸包了皮,包了才耐磨。看的人多是伙计、学徒,晚上收了工来租一本,油灯下看到半夜,第二天还回去。墙上钉几层书架,架上全是小说、唱本。
那时写字用竹简木牍,契券也写在上面。三千年过去,竹木烂了,一张券也没留下。铜还在,字也还在。我们能看到的西周合同,是铸在铜器上的——一半剖给你,一半留给我,合起来才算数。
四个方向,四样东西
安阳的商王手里有一张单子。龟从南边来,玉从西边来,盐从河东来,贝从海里来。四个方向,四样东西,安阳一样也不出。单子没留下,东西留下了。妇好墓里,海边的贝和西边的玉摆在一处。
杀人偿命这句话,夏、商、周没有一件杀人案的判词。周初《康诰》里最清楚的一条,恰恰不是「杀人者死」,而是看你是不是故意:小罪故意又一贯,必须杀;大罪出于过失又偶然,不许杀。土里的骨头能证明杀人常见,判了什么,一个字没有。
一九二五年秋天,王国维在清华讲《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纸上写的,要跟地下挖出来的对得上。他还说,当时地下的材料只有两种,甲骨和铜器。这三朝的法律,能站住的部分也就站在这两样上,加上一篇《吕刑》。
豆子发霉之后就成了豉
大豆不好吃,煮了发胀,嚼着没味。可让它发霉、加盐、装瓮放几个月,就变成了豉:鲜的。汉朝人拿它下饭,也拿它当商品卖。《史记·货殖列传》里,卖豉千答的商人「比千户侯」。一颗豆子,两次生命。
橘子过了淮河就变味
《史记·货殖列传》把橘树和枣、栗并列,说江陵有千树橘的人家,收入比得上千户侯。可《周礼·考工记》早写下一句狠话:橘逾淮而北为枳。同一样种子,过了一条河,长出来的果子酸得咬不动。
案和几本来是两样东西
案是端饭的,几是搁东西的,本来两回事。案有四足,颜师古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几装曲足,凭靠或者放文书。可汉代有一种摆在床前的长几叫桯,上面常放酒食,几和案就在这里混了。
敦煌的长城是芦苇和沙子垒的
敦煌的长城不用一块砖。戈壁滩上没有黏土,也没有大石块,只有芦苇、红柳和砂砾。汉人铺一层芦苇,压一层砂砾,一层一层夯上去。芦苇层厚十到二十厘米,砂石层厚十五到三十厘米。敦煌境内这样的墙修了一百七十多公里。
烽火台上堆着的柴有名字
烽火台上烧的不是狼粪。敦煌的戍卒烧的是芦苇和红柳,捆成束叫苣,堆成垛叫积薪。苣有大小之分,长的八十二厘米,短的六十三厘米;积薪分大堆小堆,一座烽燧常备三个大的、三个小的。规矩写在《塞上烽火品约》里,十七枚木简。
悬泉置的马最多四十四匹
一个驿站养多少匹马,是有定数的。悬泉置的账上,传马连年在四十匹上下,最多的一笔记着四十四匹。这些马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几岁口、多高、谁送来的,每月都要造册上报,连一天吃多少粮都有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