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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的钟上刻着两千八百个字
湖北随县擂鼓墩的一座墓里出了六十五件编钟,钟上铭文两千八百多字,全是错金,字小得凑近才看得清。这些字不记事,也不记功,只标音:这一个钟是哪个音,跟别国的哪一个音对得上,正反面都写满。
第一只鼓开头说我车已备好
石鼓里有一只开头是八个字:我的车已经做好了,我的马已经齐了;我的车已经漂亮了,我的马已经壮了。四字一句,两句一押。这是《诗经》的路子。秦国在西边,写诗的办法跟中原一模一样。
战国人不爱往石头上刻字
春秋战国五百年,真正算得上石刻的只有几件:石鼓、诅楚文、秦公石磬。同一时期,铜器几万件,竹简成车拉,印章成千上万。为什么不在石头上刻。算一笔账就明白:铜能复制,石头不能。
一枚官印上,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
战国时候,当官的人手里有一方铜印,盖在文书上才算数。印面上刻的不是自己的名字,是司徒、司马、司工这样的官职,前面再挂一个地名。人换了,印不换。官和职位,就是从这方小铜块上分开的。
齐国的刀币正面说话,背面记事
齐国铸刀币,燕国也铸刀币,可两国在刀上写的字差得远。齐刀上写五六个字,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把地方和法定货币都说清楚。燕明刀上只一个明字,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指什么,说了两千年还在争。
孔子念书的时候,换了一种话
孔子平时说话带鲁国口音,可一拿起《诗》《书》,或者主持行礼,他就换一种话。这种话叫雅言。换话的场合很具体,只在这三样上。换的什么话,书里没记;什么时候换,记得很死,只三样场合。整部《论语》只留了十几个字,可这十几个字把规矩说全了。
三百首诗,韵脚落在一个地方
十五国风的地域从陕西排到山东,时间跨五六百年。各国口音差得远,可押韵的规矩是一套。这说明唱诗用的不是各自的家常话。后来的音韵学者把《诗经》和《楚辞》放在一起比对,隔了二三百年、地域差很远,用韵还是基本一致。
名字和东西没有关系,是大家约好的
荀子写《正名》,先问名字跟东西是什么关系。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字的根子不在东西身上,在人的约定。可他又补一句,好名字有标准:直截了当,不违背常识,这样的才叫善名。
唱的诗跟身份不配,当场被记下来
前五五七年,晋国在温地宴请各国诸侯。席上让大夫们起舞,提了四个字的要求:歌诗必类。齐国的高厚唱的诗不搭,晋国的荀偃当场发怒,说诸侯有异心了。一桌酒,喝成了盟誓,散场时人已经跑了。
说话说到一半,插一句诗当论据
春秋的人说话,讲完一段道理,常加一句诗。不是引用名人,是引一本大家都认的书。一部《左传》里这样的引诗有一百多处,理由说完,诗一出来,话就落地了,谁也不好再驳。这一手,各国的人都会。
这本书只记人说了什么
《国语》二十一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不按年排,按国排,一篇一场对话。《楚语上》申叔时给太子列九种教材,第七种是语,用处是让人明白德,知道先王怎么用德待民。
那个间谍败露了,秦王还要他把渠修完
韩国怕秦国往东打,派了一个水工去秦国,劝秦王修一条大渠,想把秦国的力气耗在土方上。修到一半,事情败露了。秦王要杀他,他说了一句话,渠就接着修了下去。修完以后关中成了沃野,秦国反而更富了。
动工之前先把家伙备齐
《管子》里有一份清单:笼、锹、板、夯,各按六成配;土车一成,雨棚两成;吃饭的家伙每人两件。它还留了一句话:没活的时候就把家什归置好,等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就能使。这句话后来被说成四个字,有备无患。
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
春秋时候齐国的量器有一套自己的进制:四升是一豆,四豆是一区,四区是一釜,十釜是一钟。前面三级都是四进,最后一级突然变十进。这套东西跟后来秦国的纯十进制不是一路。晏子在《左传》里把这套名字一次说完。
三件齐量器,量出来都是两万毫升
齐国留下三件铜量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鉚。前两件都是釜,量出来两万毫升出头;第三件小得多,两千毫升。三件的比例是十比一,说明当时的釜和鉚是一套。这个数跟汉代量粮用的石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