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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赔了、懒得种地,一家收进官府
同一条法里还有一句,前后对着:努力种田织布、交的粟帛多的,免掉本人的徭役;做买卖赔了本、或者懒得种地而变穷的,一家子收进官府。前一句是奖,后一句是罚,中间只隔了一个穷字。
砍一颗人头升一级爵,想当官给五十石
商鞅的法里有一条:砍下敌人一颗头,赐爵一级;有爵还不够,想要官的,给五十石的官。爵和官原来是两条路,一条靠血缘,一条靠人举。这条法把它们接成了一条,接口就是敌人的一颗人头。
韩非说照这条法,砍人头的人得去当医生
韩非在《定法》篇里问了一个怪问题:假如有条法规定,砍一颗头的人去当医生、当木匠,会怎么样。他的答案是房子盖不成,病人也治不好。他说的不是笑话,是在挑商鞅那条法接到官位上的毛病。
晋国的旧法没废,韩国的新法又出来了
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分到一份遗产,里面有一部法。这部法没有废。韩国自己又造了一部新法。两部法同时有效,同一件事有两条规矩,两条不一样。这不是过渡期的混乱,是几十年一直这么过。
韩非给术和法各下了一个定义
韩非给两样东西各下了一个定义。术那一段说的是怎么用人:按能力给职位,照名分要实绩,握着赏罚,考核臣下的本事。法那一段说的是条文怎么落地:写在官府,让人心里有底。两个定义都不是比喻,是清单。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晋国把州里的兵也用上了
韩原一战,晋惠公被秦军抓走。国内要赎人,也要重整军队,吕甥一口气办了两件事:作爰田,作州兵。前者把地给人,后者把野人编进军队。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要人当兵,先得给人地,还得给人身份。
郑国按丘收军赋,国人都骂他
子产在郑国作丘赋,按丘收军赋。国人骂得很凶,骂的不是税重,是他把野人也编进了军队,国人的身份一下没了。子产回了一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话后来常被引用,可当时听着像硬扛。
被灭掉的两个国,成了楚国一支兵
楚文王灭申灭息,没把地封给贵族,改成设县。县公由楚王任命,县里的兵归楚王调。申息之师后来成了楚军里最能打的一支。亡国的人替灭他的国打仗,这是楚国的办法,也是楚国兵多的原因。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车要跑得开,战场得先挑平的
车不是哪儿都能用。《司马法》把地形分成两类,险地说人为主,平地车为主。所以春秋那些有名的大仗,地点挑来挑去总在几条大河边上的平原。车走不了的地方,仗就打不起来。一句话,就是一条选战场的规矩。
史书上的乘数,不能直接换成人数
一乘战车配多少人,古书给的不是一个数。有的说三十人,有的说七十五人,差一倍半。乘既是打仗的单位,也是分地的单位,所以史书上写千乘之国,到底多少兵,算不出来。两个数还都出自同一本书。
毁车那年,别人为什么不跟着毁
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国魏舒在山地把战车砸了,改步兵,赢了。可之后几十年,各国照样用车。一个能赢的特例,为什么没人跟着学?因为改兵种要动编制、动赏格、动身份,这几样不动,仗赢了也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