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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乞丐要收容遣送
荒年流民多,官府要收。收的办法是养济院,收孤老残疾;是粥厂,荒年施粥;是遣送回籍,给路费押回去。三样里遣送最常用。常用的原因是流民一多,就要出事。出事的先兆,是聚在一起。收的办法是养济院,收孤老残疾;是粥厂,荒年施粥。
川楚白莲教打了九年
嘉庆元年到九年,湖北四川陕西一带打了九年。官书叫它川楚白莲教起义,其实里头各支各股,没有统一指挥。最后收场的不是大军,是寨堡和乡勇:把百姓迁进寨,粮带走,义军就撑不住了。嘉庆元年湖北四川,王聪儿跳崖,龚景瀚坚壁清野修寨堡。
崇祯年间那场连年大旱
崇祯十年到十六年,北方连年大旱,从陕西铺到南直隶,几省同时绝收。旱之后是蝗,蝗之后是鼠疫,有的县十室九空。流民一多就有了李自成、张献忠,他们是被旱灾从家里赶出来的。旱灾不只是天灾,它把王朝的财政也一起抽空了。
旱涝的周期与地方仓
存粮的制度有三层,常平仓在州县,社仓在乡里,义仓靠捐,一层补一层,哪一层空了都出事。丰年买进,荒年卖出,用买卖平抑粮价,也顺便存下粮。这套制度不完美,可它是当时唯一能跨年的办法。常平仓、社仓、义仓,一层补一层。
府州县三级是怎么排的
地方官排下来是府、州、县三级。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知县正七品。品级一差,礼数就不同,事权也不同。三级之上还有道,三级之下还有佐贰。一层管一层,一层压一层。这一套,清朝接着用。品级一定,事权就定了,钱兵权三样分开。
县为什么是最稳的一级
地方官里最稳的一级是县。府会改,省会改,州会废,县很少动。很多县从秦一直留到今天,名字都没换。为什么稳?因为县是办事的最小单位,收税、断案、办学,全落在县里。县一动,税就收不上来。县界按里甲和田赋册子定,几百年不动。
册子上的人为什么不是全部人
清朝统计人口,靠两种册子。一种叫丁册,记成年男子;一种叫户册,记一家几口。丁要交丁银,所以丁册上的数,比实际少。所以看册子上的数,不能当人口数用。数是给税用的,不是给人用的。丁是税的单位,不是人的数目。丁是税的单位,不是人的数目。
族谱上添了个捐来的名
清代可以捐官。捐了官,名字就能写进族谱,还能在祠堂里立一块匾。有的族谱上,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写着捐职州同、捐职县丞,这是花钱买来的身份,可族里认,也认这个名,这行字比真官还显眼。显眼的地方,写在最后一页。
大旱那年他拿出千斛米
刘宋元嘉二十一年,晋陵大旱,饥民遍地。平民徐耕跑到县里,说愿出千斛米帮官府赈灾。官府上报,朝中议论把他比作汉代的卜式,皇帝下诏褒奖,要给他一个县令做。他有没有接受,史书没写。
八千石换一个侯,和尚的官也标了价
庄帝初年,北魏仓里空了,就贴出一张价目: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在职的官交七百石,升一大阶,给实官。白民交五百石可按门第出身,一千石再加一阶。和尚也在这张表上:四千石授本州统,五百石授本郡维那。
一纸训令封了道院,红卍字会留下了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查禁道院和悟善社,说它们设坛开乩、谣言惑众。内政部当月九日训令各省一体查禁。济南到第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才真封,警察把道院的人赶出来,经卷坛室一一查封。红卍字会保住了。
留日学生在东京演了一出黑奴戏,票卖五角
一九〇七年六月,东京本乡座,一群中国留学生把一本讲美国黑奴的小说改成五幕戏搬上台,票价五角。两天里涌进三千多人,日本的名角来了,清朝的公使也来了。散场时台下有人哭得直不起腰。
两百多台美国拖拉机开到黄泛区犁地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第一批美国造曳引机从上海运到开封,再转运尉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在黄泛区办训练班教人开机器,结业发一张盖国防部印章的驾照。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这些机器犁了四十多万亩荒。
上海大东门租的民房,头一年看了近两万人
一八四四年二月初,三十三岁的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在上海老城厢大东门租了一所民房开诊所,本地人管它叫雒氏诊所。头一年看的病人近两万人次,从苏州、松江、崇明摇船过来的人挤在门口。他看病不收钱,上海人把这种地方叫施医院。
大水退下去以后死的人反而更多
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受灾上亿人,长江沿线三百五十四处决堤。国民政府设救济水灾委员会,刘瑞恒任卫生防疫组主任,率队推行预防注射。一年间两百多万人次接种,三十四万人得到治疗,病死者仍占死亡总数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