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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找船的那间铺子
船行是替人找船的铺子,一头连着货主,一头连着船户。货主要运货,到船行说一声,船行找船,找成了抽佣。船行也担保,货丢了船行要赔。所以船行要认得每一条船,也要认得每一个船户。船行一间铺面,一张桌,一本册。
各行业都供自己的神
木匠供鲁班,铁匠供欧冶子,酒坊供杜康,茶行供陆羽,织户供黄道婆,理发匠供罗祖,戏班供老郎神。一行一个神,多半是传说里的祖师。供神一是求手艺好,二是立规矩:行规在神前定,定了就算数,犯的人挨罚。一行一个神,供的其实是行规。
庙对面总要搭个戏台
戏台和庙门正对,中间留一块空地,因为戏是唱给神看的,人只是陪看。台是捐的,捐的人名字刻在台基上,捐了台就有「点戏」的资格。戏有酬神、还愿、罚戏、寿戏四种。台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唱戏,可没人说它没用。台基上刻着捐的人名,一排一排。
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明代画画的分两拨,一拨是画工,一拨是文人。画工接活收钱,名字不写;文人画画是余事,送人不卖。两拨人用的笔一样,纸也一样,可地位差得远。这个差别不在手上,在人上,画工一辈子也翻不过去。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盲人说书全凭耳朵
说书的人里有瞎子。盲人做不了别的,算命、唱曲、说书。一手抱三弦,一手打板,脚踩梆子,一个人出几种声。学艺全靠耳朵,一部书听三遍就能说,说的时候一字不差。地位最低,可村里晚上少不了他们。盲人说书,全凭耳朵和记性。
药铺里也能买到假药
药铺最怕的不是没药,是假药:拿别的药顶,拿药渣回炉。假不一定是有意,产地不对、采的时候不对、炮制偷工,都算。官府有「制药不如法」的条文,药行也有规矩,可管不过来。所以这一行最后靠名声,贵药最要盯。假药有顶、有掺、有回炉,认药看形色闻味,靠名声撑。
商人凑成一伙,才敢跟官府说话
一埠的商人凑钱办一个会,选几十个会董,推一个总理。议事、调纠纷、办学堂、办商团,也替全埠商人向官府递呈。会费按生意大小摊。官府听不听是一回事,有没有人替商人说话是另一回事。选几十个会董,推一个总理,会费按生意摊。
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一个人说,讲《三国》《水浒》,用醒木折扇。弹词两个人,一人琵琶一人三弦,唱《珍珠塔》《玉蜻蜓》。乾隆年间出了王周士,在苏州设局,评弹有了行会。苏州评弹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同仁堂的药,供到宫里
同仁堂是康熙八年开的,创办人姓乐,在京城前门外卖药。雍正元年,它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就是一百八十多年,一直供到清末。供御药是差事,也是招牌,同仁堂的药从此贵也卖得动,没人还价。雍正元年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一百八十多年。
药材也分三六九等
同一种药,产地不同、采的时候不同、加工不同,价钱差十倍。清代的药材行有规矩:按产地分道地,按大小分等,按干湿分成色。等级一定,价钱就定,买卖不用一样一样看,报个等级就行。按产地分道地,按大小分等,按干湿分成色。
管市场的那个小官管什么
市的管事人,大市设市长,小市设市啬夫、市掾、市吏。职掌是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察诈伪、禁饰行、罚儥慝,平物价、收市租、理讼争。长安东西市设市令,属京兆尹;郡国诸市属县。居延简里能看到市掾的签署。
穷书生靠给人抄书换饭吃
纸便宜了,书还是得一本一本抄。抄一部书要几个月,谁想要书就得雇人。从三国到南北朝,一批穷书生靠这个吃饭:抄完能背,攒够钱再读书。王僧孺给人抄书养母,推荐他的表里写「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
战后北平重登寺庙,一半登记的庙不是和尚庙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北平市社会局发出通告,办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战后庙况很乱,庙址迁移,庙产纠纷,盗卖成风。这次登记统计出一千九百二十座,其中民庙九百八十八座,占了一半多。真正有僧尼道士主持的,不到一半。
说书这行从前不收女徒弟
苏州评弹有个行会叫光裕社,是乾隆年间王周士立下的,一九一二年改的名。社里有一套规矩:拜师要两个推荐人,要交二十到八十块银元;社内弟子叫苏道,能搭高台,社外的叫外道,只能站平台。最硬的一条是不收女徒弟。这条规矩一直顶到三十年代。
一纸条例写了四年公布以后还是不算数
一九三三年石瑛等二十九人提议制定《中医条例》,汪精卫以中医不科学为由反对,压了两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条例公布,中医界称续命汤。同年《中医审查规则》把中医学校限定为已立案者,而教育部从未给中医学校立案,条例被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