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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塘沽海边晒出的盐雪白得能装小包
一九一四年,范旭东在塘沽办久大精盐公司,用再结晶的法子把粗盐提纯,出来的盐雪白细匀,装进小纸包卖。盐第一次按包卖、按牌卖,几千年的引岸专商被撬开一道口子,百姓买盐也第一次能挑牌子。
崂山脚下的德国厂子酿出青岛啤酒
一九〇三年,英德商人在青岛办起啤酒厂,用崂山的泉水、德国的机器和酵母、进口的啤酒花,酿出玻璃瓶装的啤酒。先在青岛和沿海各口岸卖,后来卖到上海、天津,中国人喝啤酒从洋行饭桌走进了街边小馆。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西贡米暹罗米装上轮船进了上海米行
二十年代以后,上海、广州、厦门的米行里多了洋米,从越南西贡、泰国、缅甸仰光装船运来。洋米是机器碾的,白、干、颗粒匀,价钱比本帮米便宜。城市人越来越多,吃饭靠的是海船。海船一到,米价就松一口气。
厨房里多了一个用电的柜子
先是冰块冰箱,木柜里衬铁皮,上层放冰,下层放菜,冰要每天送。三十年代电冰箱进来,压缩机一响,冷气自己生,不用再等送冰的人。起初只有大饭店、洋行和富户买得起,厨房的规矩从此变了。
酒吧间里一杯威士忌要卖几块钱
通商口岸的酒吧从外国水手和洋行职员开始,白兰地、威士忌、金酒靠进口,按杯卖,一杯几块钱。三十年代的上海,酒吧集中在静安寺路和霞飞路,有爵士乐、有吧台、有调酒师,喝的是洋酒,坐的是高脚凳。
化验室里一支比重计管着牛奶掺不掺水
城市的牛奶、冷饮、肉类开始有人管。卫生处的化验室用比重计验牛奶掺没掺水,用培养基验冰和汽水里的细菌,查出来超标就罚款、就封门。吃东西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可以量出来的标准,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酱园后院的晒缸换成了发酵池
老酱园靠天吃饭,豆麦制曲、下缸、日晒夜露,一缸酱要晒几个月,酱油从缸底慢慢榨出来。三十年代有的酱园改厂,用蒸煮、接种、水泥发酵池和压榨机,几十天出酱油,装瓶贴商标卖到外省。
清真馆子的烧羊肉出锅时浇一勺原汤
回民的羊肉馆子讲究清真,羊要阿訇宰,锅里不见一点别的东西。烧羊肉先煮后炸,出锅浇一勺原汤,外焦里嫩。早点是羊肉汤配烧饼,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回民汉民都来吃,一条长凳上坐两拨人。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铁皮桶改的炉子烘出冬天的烤白薯
白薯耐旱高产,北方沙地种得多,秋后起出来堆在窖里。冬天街角摆一只铁皮桶炉子,炭火烘着,烫手的一团捧在手里,甜得流糖稀。穷人拿它当饭,富人拿它当零嘴,一个铜板能买一大块,热气顶到脸上,手上沾一层黏。
冬天粥厂里一勺粥要稠到插筷不倒
冬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手里攥一块竹牌。牌换一勺粥,粥要稠到插筷不倒,旁边配一撮咸菜。喝完这一碗,明天再来,开春粥厂就停。办粥厂的有官府、善堂、同乡会、商会,也有几家合办的,钱一笔一笔凑,米一石一石买。
西点铺的玻璃柜里摆着裱花蛋糕
西点铺的玻璃柜里摆着裱花蛋糕,白奶油挤成一圈花边,蛋糕面上一颗红樱桃。订婚的、做寿的、过生日的都来订,师傅用糖霜挤一个寿字或者囍字,写好装盒。蛋糕是西式的,字是中国的,两样搁在一块,看着新鲜,也吉利。
秋风一起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
秋风一起,广东人家的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腊肉腊鸭。肉切粒拌糖拌酒灌进肠衣,扎孔晾晒,晒到油亮发红。腊味饭一煲端上桌,饭吸了油,比肉还香。烧腊铺的玻璃柜里挂着烧鹅和叉烧,油滴在盘子上,路过的人都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