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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希尹照着契丹字造女真字
金太祖让完颜希尹造本国的字。希尹的办法是照着汉人的楷书,套契丹字的规矩,装自己话的音。天辅三年字书写成,太祖大喜,下令颁行。这套字后来叫女真大字,笔画多,写得慢,可它是女真人第一套自己的字。
女真小字比大字晚了二十年
大字用了二十年,熙宗又让人造了一种小字。天眷元年正月颁行。小字笔画省,写起来快,公文用它省事。两套字并行,官面上大字小字都认,可实际用起来,人们越来越偏小字。这不是谁下的令,是手自己选的。
世宗让人把汉书译成本国字
世宗设了译经所,把汉文的经史翻成女真文。翻的有《尚书》《周易》《春秋》,也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翻书不为学问,为的是让不懂汉文的族人也能读。译本发下去,学校拿它当课本,字就有了用处。
文海把字按韵排开,分声调再分韵
西夏人自己编了一部《文海》,把六千多个字按声韵排开,一个字下头注音、释义、举例子。排法是先分声调,再分韵,同韵的字挨着。这样查字,先想读音,再翻页。它跟汉人的韵书是一个路子,说明编书的人见过韵书。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忽必烈让八思巴造一套新字
至元六年,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造字的是国师八思巴。诏书里说,以后的玺书都要用新字,各国文字附在后面。新字是给整个帝国用的,不分蒙古、汉、藏。想法很大,可它从颁行那天起,就没真正落进日子里。
新字是从藏文字母改出来的
八思巴字不是凭空画的。它的底子是藏文字母,笔画改方,排列改直,凑成一套方方正正的字母。藏文是拼音的,他照着这条路走,把辅音和元音分开排。所以它看着像印章,读起来却像拼音,跟汉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元朝亡了,新字就没人用了
1368年元朝退出大都,退回漠北。八思巴字也跟着停了。它本来就是官字,官没了,字就没了靠山。回鹘式的老字反倒活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八思巴字今天只剩印章、碑刻、牌符、钱币和一本韵书。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