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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为什么有好几种写法
同一个字古书里能写出好几种样子,多一横少一点都算,这不叫抄错,叫异体字。异体多是因为字靠手抄和刀刻,抄的人不同,刻的刀也不同。历代官面想统一,靠颁本子定正俗,真正压下去是近代的教科书,一印几百万册。
葡萄石榴苜蓿胡桃都不是汉话
葡萄、石榴、苜蓿、胡桃,这些名字都不是汉话,葡萄从大宛来,石榴从安石国来。带胡字的都是西域货,汉唐通西域,东西进来了,名字也进来了。所以菜场里的果子,一半是外来户,名字比果子先进来。带胡字的都是西域货。
日本造的汉字词回流中国
有一批词是日本人造的,用汉字拼,可中国古书里没有,明治维新时他们造了一大批。翻译西学要用,造完传回中国,中国人一看就懂。因为字都认得。所以这些词看着像自家的,其实是进口的。明治维新时,日本人用汉字造了一大批词。
蒙古语留下的那些词
汉语里有一批蒙古语的词,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元朝公文用蒙汉两种话,翻来翻去就留下了,留下的多是日常词,日常词最耐。耐到今天还在说,说起来像自家的话。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
满语里的汉语借词
满语里借了不少汉话,借的多是东西的名,茶、绸、秤、官名。因为这些东西汉人先有,满人拿东西连名一起拿,借进来还得改音,改成满语能念的样子。所以听着像满语,其实根在汉话,根在汉话就断不了。茶、绸、秤、官名,都是先有的东西。
清朝为什么要管蒙古文
朝廷管蒙古,先得管蒙古文。因为蒙古各部各有各的信,信要用蒙古文写,朝廷不会写就管不住。会写还不够,得写得一样:各部写法不同,一个词三种拼法,文书到了京城,看的人要先猜是哪个部来的。各部写法不同,一个词三种拼法。
衙门的行话外人听不懂
衙门里有一套自己的话,外人听得见字,听不懂意思。差役叫白役,抓人叫唤人,卷宗叫稿案,结案叫完案。这些话不写在书上,只在嘴里传,传是为了分内外,听得懂就是自己人,听不懂就是外人。外人办不了事。所以行话是门,门窄,进得去的人少。
澳门通事会几门话
澳门通事最少会三门话:葡萄牙话、广东话、官话,多了还有马来话、日本话。澳门是口岸,船从各处来,人一下船就要报关、纳税、找货主。办事要有人搭桥,桥就是通事。所以先有通事,才有城。葡萄牙话、广东话、官话,最少三门。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
报上用的词最要紧,因为看的人多,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一个人在报上看见一个新词,看三回就记住,记住就用。所以写报的人手里握着一支笔,笔一动,几十万人的嘴跟着动。跟着动的人不知道。看的人多就跟着学,学了就成话。
章回是给说书人留的
明代长篇小说里到处是话说、且听下回分解,这两句在书里其实多余。它们本来是说给听书的人听的,写书的人抄下来没删干净。嘉靖本《三国》还分二百四十则,到万历年间才并成一百二十回,回目也换了。章回是给说书人留的。
书坊老板最懂读者要什么
建阳的余象斗既刻书也编书,自己动手删改、加评、配图。他知道买书的人要什么:字要小、图要多、回目要热闹、价钱要低。坊刻的样子,是老板一笔一笔算出来的,卖不动就压着。建阳的书坊后来一家一家关了。书坊老板最懂读者要什么。
戏台一般搭在庙门口
明代庙里的戏台多数就在山门上,下层走人,上层唱戏,台口正对正殿。戏是唱给神看的,人是站在院子里蹭看的。所以台子搭在门口,不搭在中间,看戏的钱是庙产地租和各家份子凑的,看楼还垂着帘子。戏台一般搭在庙门口,台口对着正殿。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说书人有个好记性
说书这行记性就是饭碗。几百个人物、哪一仗在哪儿打,全得记着。先记梁子,再记诗赞,还得记各地方言。有法子:分段、编顺口溜、桌上摆东西提醒。记性好还得收得住,绕出去要能绕回来。说书人有个好记性,记性就是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