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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子浇出来,钱上的字却是各城自己的
钱上的地名过去一律被当成铸造地。燕下都出的方足布范上没有字,郑韩故城出的残范上写着「平阳」,而平阳在山西临汾。考古学者马俊才因此提出,本国的钱不一定非在本地铸造,钱上的地名也未必是炉子的位置。
一百多座城铸的钱,轻重差得能有一倍
方足布的地名,按古文字学家黄锡全 2012 年的归纳有一百二十余种,赵四十七、韩二十六、魏二十六。可同样形制的方足布,常见五到六克,赵「代」、魏「梁」的大布九到十四克,最重的抵得上三枚轻的。
宋国那家酒铺的幌子挂得再高也没用
韩非讲过一个卖酒的宋国人,四件事都做对了,酒还是酸了。他自己给的答案是门口那条狗——狗咬客人,客人不敢来。同篇还有一段,姓庄的卖酒人把狗杀了,生意立刻起来。这两段都不是记买卖,是拿买卖说政治。
郑国人买走了盒子,把珠子还给了楚国商人
郑国人付了钱,把盒子拿走,珠子还给了卖主。韩非给这件事的评语是:会卖盒子,不会卖珠子。一个包装用了木兰、桂椒、珠玉、翡翠四样贵重材料,成本压过了货本身。这一层到今天还是老问题。
郑国国君跟商人立过誓,我不强买你的东西
晋国韩起在郑国看上一只玉环,一半在郑伯手里,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他先向郑伯要,子产不给;转头找商人买,价都谈成了,商人说必须报告国君。子产就把郑国开国时的盟誓背了一遍:誓词两头都管,一头管商人不离心,一头管国君不硬来。
做不到两成的利,这钱就不该挣
《史记·货殖列传》末尾有一句商人口气的话:别的行当,够不上两成利,就不是我该挣的钱。这句话是司马迁记下来的,用的是第一人称。一条门槛线,把当时的行业分成了两拨——够得上的做,够不上的不碰。
钱借给封地的农户,收不回来就断粮
孟尝君封在薛,一万户的封邑养着三千门客。赋税不够用,他就派人到薛地放债,靠利息补门客的开销。一年多收不上来,借钱的多半付不出息,门客的饭要断了。冯谖去收,收回十万钱,把还不起的借据当场烧了。
禁了送,他就夹在别的东西里递进去
子产禁了挂,邓析改成送;子产又禁了送,邓析还有第三招,把字条夹在别的东西里递进去。《吕氏春秋》把这三步记完,最后给了六个字,说禁令没有穷尽,应对也没有穷尽。这六个字不是骂人,是一句认输的话。
大案收一件衣裳,小案收一条裤子
中国第一个留下名字的讼师,收费标准被记下来了。大案收一件上衣,小案收一条裤子。来交学费学打官司的人,多到数不清。这件事的后果,写在《吕氏春秋》里,四个字:民口喧哗,街上到处在吵。
人分十等,最低一等叫台
无宇跟楚灵王讲理讲到一半,插了一段人分等级的话。从王到台,一共十等,一等管一等。这段话是中国最早把社会等级一条一条列清楚的地方之一。列完他还加了一句:连牛马都有专管的人。
追到杀人犯跟前,发现那是自己父亲
楚昭王时候,一个叫石奢的国相下去巡县。路上碰见一桩凶案,他亲自去追,追上了,发现凶手是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放了,然后把自己绑起来。这两件事他都做了,中间没有跟谁商量,也没有跑。
令尹的族人犯了法,法官放了,令尹不干
楚国的令尹子文有个族人犯了法,廷理把他抓了,一听是令尹家的人,又放了。子文知道以后,把廷理叫来骂了一顿,然后要他把人抓回去动刑。这一放一抓,中间隔着一个令尹,也隔着一条法。
一个官把公文带回家办,病倒后再没还回去
包山简为什么会在墓里,有一层很实在的原因:墓主邵佗活着的时候,就把一些公文带回家处理。他发病以后,这些文书没能还回官署,最后跟着他下了葬。这件事不复杂,一句话能说完。可它的后果不小。
楚国管刑狱的那个官,本来是带兵的
左尹这个官,在春秋时期是带兵的。到了战国,这个位置管的事变成了案子。包山简里那批受期、疋狱,都出自左尹官署。一个官名没变,管的事变了。研究者把这个变化看成楚国中央已经有专职司法的一个迹象。名字是旧的,职掌是新的。
车夫被杀,正卿反倒去道贺
所有人都以为韩献子要倒霉,赵宣子却把他叫来,先向他行礼,再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成了比而不党四个字的出处,也成了举荐人的一份自省。车夫死了,杀车夫的人反倒升了。升得让人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