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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文留下的碑只有几块
今天能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连十几种都不到。有名的就那么几块,得胜陀颂碑、开封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的两块碑,还有朝鲜的几处摩崖。数量太少,研究起来就像拼图,缺的比有的多,很多字只能靠对文推。
文海把字按韵排开,分声调再分韵
西夏人自己编了一部《文海》,把六千多个字按声韵排开,一个字下头注音、释义、举例子。排法是先分声调,再分韵,同韵的字挨着。这样查字,先想读音,再翻页。它跟汉人的韵书是一个路子,说明编书的人见过韵书。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元朝亡了,新字就没人用了
1368年元朝退出大都,退回漠北。八思巴字也跟着停了。它本来就是官字,官没了,字就没了靠山。回鹘式的老字反倒活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八思巴字今天只剩印章、碑刻、牌符、钱币和一本韵书。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衙门里有译史,也有通事
元朝的衙门里,翻译分两种。管文字的叫译史,管说话的叫通事。译史把公文从蒙古文译成汉文,通事把话从嘴里译出来。两样都要人,都有定额,都要考选。缺了哪一个,衙门就有一半的活办不了。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他把二十几个字的小令拉到一百多字🏛 图证
唐五代小令二三十字,只够写一个瞬间。柳永的慢词一百字起步,《戚氏》二百十二字。长的不是字数,是铺叙,一个瞬间变成一段过程。办法是加领字,一个对字一个渐字领起一串句子。慢曲子本来就有,缺的是愿意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