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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许商人买粮,也不许农民卖粮
这道令核心只有八个字:商人不能买粮,农民不能卖粮。堵的不是钱,是人往哪儿走。丰年低价收、荒年高价出,这条最肥的路一年能翻几倍,商鞅把它从制度上一刀切掉了。他不抓人,也不罚钱,只把那笔价差拿走。
酒和肉的税加到十倍,卖的人就没了
商鞅把酒和肉的税加到本钱的十倍。价翻上去,收到的钱反而接近零,因为没人买得起了。这道税要的东西从来不是钱,是要这门生意开不下去,让酒肉从饭桌上的日常变成一年难得一次的稀罕。
商人家里有几口人,就派几口人的劳役
商鞅这一条不看你的钱,看你户口上有几口人。家里人口多,派的劳役就多,越是大户越吃亏。他还要求商人家的厮、舆、徒、重四种仆役全部登记在册,这一登记,口数立刻涨上去,役也跟着涨。
《管子》说国家要抓住粮和钱两头
《管子》开头挨着的两句话,加起来一共二十来个字,讲的是国家该拿什么去管什么:粮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钱是让货走起来的工具。会治国的人,拿着钱这个工具去管粮那个命,而不是拿粮去换钱。
把物价握在官府手里,这叫轻重之术
「轻重」是战国一部书的专门术语:东西不值钱叫轻,值钱叫重。让它变轻变重的有两样,一样是天时的年成,一样是官府下的号令。这套学问要做的,是把这两样都握在自己手里。握住了,价格就不是天气说了算,是人说了算。
山上的木水里的鱼,都归官府一家管
商鞅要管的,是那种不用下种、不用等一年、伸手就有的活路,这条路比种田快得多。他下的令叫壹山泽,山林水泽归官府一家管,砍柴捕鱼采果打猎四条路一起断,靠这个糊口的人只能回去种地。
做不到两成的利,这钱就不该挣
《史记·货殖列传》末尾有一句商人口气的话:别的行当,够不上两成利,就不是我该挣的钱。这句话是司马迁记下来的,用的是第一人称。一条门槛线,把当时的行业分成了两拨——够得上的做,够不上的不碰。
比楚文王更早,周文王留下一条搜逃人的法
楚国那条管藏人的法,追根还能往前追。前五三五年,楚国的大夫在楚灵王面前说:周文王也有一条法,叫有亡荒阅。逃了人就大搜,靠这一条得的天下。两条法一个管藏,一个管搜,配起来是一整套。
看门人跑进王宫,主人去抓,有司说不行
一个看门人跑了,跑进国君刚造好的宫里。主人上门去要,宫里的官不给,还说他犯了罪。这个人叫无宇,他没有退,直接去找国君讲理。他讲了三层:先讲古制,再引诗,最后引法。最后引的这条法,引的还是楚国的祖制。
韩非说照这条法,砍人头的人得去当医生
韩非在《定法》篇里问了一个怪问题:假如有条法规定,砍一颗头的人去当医生、当木匠,会怎么样。他的答案是房子盖不成,病人也治不好。他说的不是笑话,是在挑商鞅那条法接到官位上的毛病。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晋国把州里的兵也用上了
韩原一战,晋惠公被秦军抓走。国内要赎人,也要重整军队,吕甥一口气办了两件事:作爰田,作州兵。前者把地给人,后者把野人编进军队。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要人当兵,先得给人地,还得给人身份。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一支大军里,骑兵只占一个零头
战国策里报家底,带甲动辄数十万,车以千计,骑只有几千到一万。按这个比例算,几十个步兵才配得上一个骑兵。这不是策士写错了,是马就那么少。骑兵在战国是精锐里的精锐,从来不是主力。
驹支被骂漏话回了一段吃穿不同言语不通
前五百五十九年会盟前,晋国范宣子当面责怪戎子驹支漏话。驹支从瓜州被逐讲起,讲到殽之战戎人在下面顶住秦军,最后说我们吃穿不同、言语不通,能坏什么事。范宣子当场道歉,还让他照常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