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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僧衣与佛幡锦缬
五天竺与师子国高僧东来,不空于天宝五载归国,进献白㲲、金宝璎珞等物。割截坏色的袈裟与缤纷的锦缬佛幡,大大丰富了汉地僧衣与寺院庄严的面貌,不空受赐紫袈裟,玄宗亲为披授,可见内廷供养之厚。
第十次遣唐使求衣冠
约七三三至七五二年间,多治比广成、藤原清河先后率遣唐使入唐,携回冠服纹样与礼令法式,深刻影响奈良朝服制。遣唐使的次数编号,诸家说法并不一致,宜两说并存,不可执一为定,此亦史料之常例。
大食商人的长袍入蕃
杜环所撰经行记载大食男子身着宽袍、束带佩刀、裹头,女子出门则拥蔽其面。这类装束随着海上蕃商,在广州等港口城市的市井间出现,唐人以为殊方异观,杜环经行记赖《通典》征引而存。
元和中兴唐宪宗章服
宪宗削平诸叛藩,史称元和中兴,与削藩相表里的是重振金紫秩序:重申品色章服、置待漏院整朝参、准郑馀庆重定剑佩绶,又以玉带赐平淮西的裴度,一矫军兴赐服之滥,元和十二年平淮西,赐裴度玉带。
他写了一首诗,说长安人五十年来都学胡妆
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题乐府《法曲》,写安史乱后女学胡妆、伎进胡音,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雅乐与夷俗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渐被消磨,是乱后去胡化焦虑的直接自供,可与白居易《时世妆》并读。
点眼角这个说法,唐代文献里真找得到吗
泪妆是以白粉妆成啼哭之态的宫廷面妆。盛唐记载是施素粉于两颊,白粉点眼角的明确形态迟至南宋才见记载,中唐流行的则是含悲啼意趣的素面黑唇之妆,点眼角一说暂无唐代文献可征,二式不宜混为一谈。
去胡化后的大袖长裙
安史乱后朝野反思胡风,女装由天宝窄袖胡衫复归宽袖大衫与长裙,帔子加长。周昉一派仕女画与中唐壁画中女子衣袂宽大,白居易、元稹诗也以宽装束为咏,大袖长裙遂成中唐风气,文宗至诏限其宽长。
同一种染法做过衣裙也做过屏风和佛幡
唐代夹缬不止用于衣裙,还制作屏风、帐袱与寺院佛幡。日本正仓院保存有8世纪传入的多件夹缬屏风,敦煌也出有夹缬幡头残件,足见这一染艺已由衣料印花进入陈设与佛事之域,其应用之广,远过衣裙一途。
白氏长庆集咏服诸篇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中时世妆、缭绫、上阳白发人等篇细致描写元和年间的妆束与丝织工艺,从黑唇悲啼妆到越溪缭绫的织染,往往可补典章制度之未备,是以诗证服的典型之作,其中名物多可与正史互证。
杜佑通典论唐代服制
杜佑历仕玄、肃、代、德诸朝,所撰通典于贞元十七年奏上。其礼典对本朝品色服、巾子、冠冕、丧服及历代因革有系统梳理,兼具制度考证与亲历记录之长,其按语考辨沿革,尤见贯通之识,非徒抄撮者可比。
长安城中时世妆外传四方
白居易时世妆写都城新妆出自城中、传于四方,流行无分远近。中唐长安妆束以宫廷和两京为中心,经官吏、商旅、伎艺人传播到地方,呈现都城时尚辐射全国的景象,地方所得常滞后数载而各具损益。
教坊伶人绿巾抹额
中唐太常乐工与教坊伶人自成一套巾裹,多以绿巾、抹额配窄袖舞衣。绿巾承汉世贱者之服,吴地已有裹碧巾示辱之例,抹额则便于束发起舞,与士庶衣冠判然有别,绿巾之贱,元明方入法令。
穆宗长庆宴乐百戏盛妆🏛 图证
穆宗长庆之世好宴乐,丹凤门陈俳优百戏、神策军观角抵杂戏,倡优竞为华服奇妆,诸寺盛饰。丁公著以天宝以来奢靡成风进谏,帝嘉纳而终不能改,谏臣之言虽切,而人主之好终难夺,百戏名目至中唐愈繁。
军功滥赏与衣紫者众
晚唐征讨频繁,朝廷以官爵服色赏功,军将偏裨乃至随军民吏多冒功得金紫,章服猥滥,朝会朱紫满庭而衣绿者少,服色军功之赏与实际品级严重脱节,朝廷虽立赐绯赐紫的考课年限,军兴之际辄从宽典,格令终成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