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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学堂发的黑操衣人人一套
学堂要穿操衣。黑布做的,立领、五个铜扣、两个口袋,配一条同色的裤子,一双黑布鞋。上体操课穿,平时也穿。家里做不起的,学堂发。一身操衣,把少爷和穷孩子穿成一个样子。后来操衣成了学生的标志,穿上就分不出家底。
一幢房子骑在弄堂上头
过街楼是跨在弄堂上头的屋子:底下留一个洞让人走,上头盖房子住人。地皮贵,弄堂上头的空也要用上,一间一间连起来,弄堂就成了一条有顶的走廊。租金便宜,住的多是刚来上海的人。有人说,抬头看见过街楼,就知道这条弄堂有多挤。
一条弄堂通到大街的那一头
弄堂口是弄堂通到大街的那一头:一道铁门,一间门房,一块写着弄堂名字的牌子。白天开着,晚上关;晚归要在门外喊,给几分钱。口上摆烟纸摊、剃头摊、修鞋摊,也贴告示、传消息。有的弄堂口还立着一块界石。
花圈从灵堂排到门口
花圈是洋东西,欧洲人送花圈,一圈花,中间空的,摆在棺前。这东西进中国不早,清末民初只在洋人和教徒的葬礼上见。到二三十年代,城里办丧事,花圈开始从灵堂里往外排,一直排到门口。
祠堂改成了学校和办公处
族必有祠。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子,最好的房子往往是祠堂。前厅议事,正厅供牌位,两边厢房放族田的租谷。族长在这里断事,谁偷了谁家的树,谁不养老人,都抬到祠堂里说。祠堂是祭祖的地方,也是法庭。
道光二十六年那道谕旨把老教堂还了回去
道光二十四年法国使臣拉萼尼在黄埔的军舰上签了条约,两年后正月二十五,一道上谕把康熙年间各省旧建的天主堂还给奉教之人,同一段话的后半截又写着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宁波那座老教堂是年租三十五元租回来的
雍正元年上谕把宁波药行街的天主堂改成公所,房子被城里人当民房、当店铺住了一百二十年。道光二十五年教士回来要堂,最后谈成的是一份年租三十五元、为期一百年的租约,期满可以续订。
和尚自己办学堂,从长沙开福寺那一间开始
光绪二十九年,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办起僧学堂。此后三十年,安庆、宁波、常熟、镇江、常州、普陀、焦山,一所接一所。这些学校大多办几年就停,师资、经费、学生,哪一样都紧,有的只有十来个学生。
王五阿訇从麦加回来在牛街办了一所教算术的学堂
王宽在牛街礼拜寺办起回文师范学堂,第二年又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在经课之外加进算术、格致、体育和图画。北京回民的新式教育是从这两所学堂开始的,全国清真小学后来铺到六七百所。
他办了一所学校,弄堂口挂着法文校名,一年就关了
一九二七年底,田汉在上海办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演出,把京戏名角和自己的学生放在同一台上,起名叫艺术鱼龙会。转过年来他办起南国艺术学院,弄堂口挂着法文校名,图书室是两大架他自己的日文书,一年就关了。
袁牧之把镜头对准了弄堂里最穷的那几户人家
一九三七年明星公司出品、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写两个东北逃难姐妹在上海的遭遇,赵丹、周璇主演。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由周璇唱红,被称为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十年。
在日本写的一首歌成了全国学堂必唱曲
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钦定学堂章程》,学堂里多了一门乐歌课。沈心工一九〇二年在日本写了《男儿第一志气高》,一九〇四年编出《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的学堂乐歌教材。李叔同另走一路,从古诗词里挑词配西洋调,最有名的一首是《送别》。
一个美国女医生在西关租屋办起女医学堂
富马利一八八四年到广州,在博济医院管了十几年妇孺病房,眼看着产妇宁可在家请接生婆也不肯让男医生进门,一八九九年在西关存善大街办起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校,下面挂一间不收钱的赠医所。
女学堂不许跟男学堂合办,可总算进了学制
一九〇七年三月八日,学部奏颁《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头一回被写进国家学制。章程规定女学堂不得与男学堂混合设立,修身课读的是《女诫》《内训》,学生一律禁止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