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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两百枚简是从市场买回来的
一九九四年,两批楚简从香港的文物市场进了上海博物馆,一千二百多枚,八十多种古书。它们出过哪个墓、在哪个坑,没人知道。能确定的只有字和内容。考古最看重的是位置,位置一丢,就只剩字。
两千三百八十八枚简进了清华
二〇〇八年,一位校友从香港买下一批楚简,捐给了清华,编号两千三百八十八枚。年份不是从字里读出来的,是取竹材做碳十四测出来的:前305年前后,上下三十年。测出来的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日子。
简从墓里出来的那一天,最危险
竹简在墓里泡了两千多年,靠的就是这泡。水撑住细胞,简的形状才在。挖开那一刻,水开始走,细胞塌下去,简缩、发黑、一碰就碎。所以最危险的不是埋着,是出土那几天。抢救从挖开的第一锹就开始。
一块瓦上刻着封地,烧硬了就不烂
前334年,秦惠文王把杜县一块地封给右庶长歜,做成一份凭证。凭证不是竹简也不是铜器,是一片陶瓦。二十四厘米长,正反两面刻字,一百二十一个。土烧硬了,埋两千多年还认得,字口一道也没糊。
写字是家传的手艺,外人连学都不许
秦国的律里写死了一条:父亲不是史,孩子连学写字的门都进不去。史是管文书的官,读写是他们家传的手艺。就算别家的孩子学会了写,律里还有一条把路堵死:能写也不准做史的事。字不是学来的本事,是生下来的资格。
公文写得多,笔画就直了
三晋是法家的地盘,律令一条一条往下发,公文堆成山。写的人一天要抄几千字,笔就快,快就顾不上绕。圆转的笔画拉直,弧线折成角,字越写越方。这不是谁定的规矩,是手写出来的。写得越多,字越直。
燕国的戈,自己不叫戈
燕国的兵器上刻着字,字里管自己叫别的名字。别国的戈铭末尾写某人之用戈,燕国的戈铭写某作某。同一个东西,一个国有一个国的叫法。字在这里不只是记录,是命名。一个名字背后,站着写名字的那个人。
曾国跟周王同姓,字却跟着楚国走
曾国是姬姓,跟周王一个祖宗,封在汉水东边。可曾侯乙墓里那些字,写的是楚国的样子,不是周的样子。姓是北边带来的,字是南边学来的,两样东西各走各的路,走了几百年,谁也没把谁拉回来。
标题写在简的背面
一卷简卷起来,只有背面露在外面。所以战国的人把篇题写在简背,插在架上不用打开就知道是哪一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批楚简,好几篇的标题都写在第三支简的背面,正面反倒留着空白。
白狄小国把祖宗排成周的谱系
中山是白狄建的国,夹在燕赵之间,史书里只有几笔。可它的王墓里出了三件铜器,刻着一千多字,把文公、武公、桓王、成王一路排下来,排成周人那样的谱。一个戎狄之国,用字给自己认了祖宗。
简上的字,上面齐下面不齐
战国的竹简上写字,从最上面往下写,一支写完换下一支。字有高有低,写到简尾没地方了,就收笔换行。所以整卷简摊开看,上端齐得像一条线,下端参差不齐,像锯齿。这不是写得差,是当时没有格子。
秦国的公文一笔不省
四川青川出一块木牍,秦武王二年的田律,一百多字。字写得一笔一画,横是横,竖是竖,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就在这种工整里,笔画开始走捷径:横画末端往上挑,捺脚往下压。隶书的两个动作,在公文里先长出来了。
一枚官印上,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
战国时候,当官的人手里有一方铜印,盖在文书上才算数。印面上刻的不是自己的名字,是司徒、司马、司工这样的官职,前面再挂一个地名。人换了,印不换。官和职位,就是从这方小铜块上分开的。
挂在腰上的小印,刻着自己想要什么
私人也刻印。印上刻自己的名字,或者刻一句想做到的话、想得到的东西。敬事、慎言是给自己看的,宜有千万、百牛千羊是给天看的。这些印只有一两厘米,都挂在腰上,走哪儿带哪儿,死了还带进墓里。
铜印早就熔了,泥上的印还在
铜印会丢。打仗、搬家、抄家,印一掉就没了,剩下的还能回炉铸钱。可印盖在封泥上,泥干了硬了,扔在土里两千年还在。今天读到的一些战国官印,印本身找不着,印面是从一块碎泥上认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