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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鸡蛋打碎冻成硬块装上轮船出口
清末民初,外国商人在汉口、青岛、南京设蛋厂,把鲜蛋洗净、打碎、过滤,冻成一块块冰蛋,或者烘成蛋粉,装进木桶铁桶运到欧洲。中国鸡蛋从此不只是挑担卖的鲜货,也成了出口的工业原料。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深夜一根竹梆子敲出馄饨担
城市的宵夜摊从一根扁担开始,一头是锅灶柴火,一头是面皮肉馅和碗筷。夜深了敲竹梆子,声音传出几条弄堂,楼上的人听见就下楼,摊子不大,生意做得长。一碗馄饨下肚,夜班的人有了收工的感觉。
机器压出来的面条晒干了能存一年
手工擀面费力气,当天做当天吃。机器压面省工,压延、切条、上杆晾晒,干透了装纸包,能存一年。挂面厂一开,面条从家里的案板变成了铺子里的货,北方人一年到头随时能下一碗面,不用再自己和面。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行军袋里那块饼干能顶一顿饭
军队吃饭历来靠伙房,一开拔就难。近代军队配干粮,炒米、炒面、饼干、罐头,压得硬、水分少,装进铁盒或者布袋,一个人背几天。抗战时候后方供应紧,一块饼干顶一顿饭,吃的人骂,也得吃。
一口铁锅一把铲炒出半条街的香
炒货摊就一口铁锅、一把铲、一筐砂子。瓜子、花生、栗子下锅,砂子传热,糖水挂色,炒到壳脆仁香。冬天生意最旺,戏园和茶馆门口摆一摊,纸袋一包,边走边嗑。摊子小,回头客多,熟客不用问价。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同一条船上大菜间和统舱两样饭
同一条船上,头等舱的客人在大菜间里按顿吃西餐,一份一份上;统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上,支个小泥炉煮饭,就着咸菜吃。一堵舱壁隔开两样饭。船票差几倍,饭就差几等,开饭的钟点也不一样,有人吃不完,有人吃不饱。
冬天粥厂里一勺粥要稠到插筷不倒
冬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手里攥一块竹牌。牌换一勺粥,粥要稠到插筷不倒,旁边配一撮咸菜。喝完这一碗,明天再来,开春粥厂就停。办粥厂的有官府、善堂、同乡会、商会,也有几家合办的,钱一笔一笔凑,米一石一石买。
一罐甜牛奶从海上运到没有牛的地方
牛奶挤出来一天就坏,加糖熬浓装进马口铁罐,能存一年。一勺兑一杯水当奶喝,也能拌咖啡、涂面包。洋货店和药房都卖,罐上印一头鹰,乡下人叫它炼奶,价钱比鲜奶贵,可放得住,走远路也带得动,开罐要打两个孔。
秋风一起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
秋风一起,广东人家的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腊肉腊鸭。肉切粒拌糖拌酒灌进肠衣,扎孔晾晒,晒到油亮发红。腊味饭一煲端上桌,饭吸了油,比肉还香。烧腊铺的玻璃柜里挂着烧鹅和叉烧,油滴在盘子上,路过的人都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