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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霞飞路上的咖啡馆一杯咖啡坐一下午
咖啡刚进来的时候译作磕肥,只在洋行和外国旅馆里出现。二十年代以后,上海霞飞路一带开出一排俄式咖啡馆,白俄老板,铜壶,甜点。一杯咖啡的价钱能买几碗面,客人是文人、报人和机关职员,坐下来谈事、写稿、等人。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静安寺路上一家西点铺卖现烤的面包
二十年代上海的静安寺路一带,美商沙利文开西点铺,柜台里摆现烤的面包、蛋糕、糖果和饼干,楼上是茶座,客人坐下喝茶吃点心。西点从洋行厨房的私货,变成了马路上花钱就能买到的零食。
崂山脚下的德国厂子酿出青岛啤酒
一九〇三年,英德商人在青岛办起啤酒厂,用崂山的泉水、德国的机器和酵母、进口的啤酒花,酿出玻璃瓶装的啤酒。先在青岛和沿海各口岸卖,后来卖到上海、天津,中国人喝啤酒从洋行饭桌走进了街边小馆。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包饭作给店铺和机关把午饭送到门口
城市里的人上班回不了家,中午这顿饭要有地方解决。包饭作开在弄堂里,一间灶间几个师傅,按月包伙,一荤一素一汤,用饭桶菜格挑着送到店门口。按月结账,加菜另算,没有招牌,全靠口碑和月结。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酒吧间里一杯威士忌要卖几块钱
通商口岸的酒吧从外国水手和洋行职员开始,白兰地、威士忌、金酒靠进口,按杯卖,一杯几块钱。三十年代的上海,酒吧集中在静安寺路和霞飞路,有爵士乐、有吧台、有调酒师,喝的是洋酒,坐的是高脚凳。
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清真馆子的烧羊肉出锅时浇一勺原汤
回民的羊肉馆子讲究清真,羊要阿訇宰,锅里不见一点别的东西。烧羊肉先煮后炸,出锅浇一勺原汤,外焦里嫩。早点是羊肉汤配烧饼,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回民汉民都来吃,一条长凳上坐两拨人。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