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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
鸡蛋打碎冻成硬块装上轮船出口
清末民初,外国商人在汉口、青岛、南京设蛋厂,把鲜蛋洗净、打碎、过滤,冻成一块块冰蛋,或者烘成蛋粉,装进木桶铁桶运到欧洲。中国鸡蛋从此不只是挑担卖的鲜货,也成了出口的工业原料。
雪白的糖从海外运来土糖就退了
中国吃的糖长期是土糖,黄褐色,结成块,带焦味。二十世纪以后,爪哇、香港的机制白糖大量进来,雪白、颗粒匀、不结块。城里人改用白糖,土糖退到乡下的灶台和点心的馅里,各占一半。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南方的荔枝装进铁罐运到北方
广东、福建的果子多,鲜的运不远。二十世纪以后有了水果罐头厂,荔枝、龙眼、菠萝、桃子去壳去核,装进马口铁罐,加糖水,封口杀菌,一罐能存一年。北方人第一次在冬天吃到南方的荔枝。
厨房里多了一个用电的柜子
先是冰块冰箱,木柜里衬铁皮,上层放冰,下层放菜,冰要每天送。三十年代电冰箱进来,压缩机一响,冷气自己生,不用再等送冰的人。起初只有大饭店、洋行和富户买得起,厨房的规矩从此变了。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巴黎西北郊的厂子做起了中国豆腐
一九〇八年,李石曾在巴黎西北郊办起豆腐公司,用机器磨豆浆、点豆腐、烘豆粉,把中国的豆腐卖到法国。厂里雇的多是中国工人,后来又招华工来边做工边读书。豆腐第一次成了出口商品。
茶庄柜台前称茶包纸包锡罐各有用处
北方的茶庄从南方产地进货,自己拼配、自己窨花,柜台上摆着茶样,客人先闻后买。称好用纸包,讲究的装锡罐,一罐茶能存一年不跑味。散茶从产地的麻袋,变成了柜台上的商品,买茶的人认店不认牌。
酒吧间里一杯威士忌要卖几块钱
通商口岸的酒吧从外国水手和洋行职员开始,白兰地、威士忌、金酒靠进口,按杯卖,一杯几块钱。三十年代的上海,酒吧集中在静安寺路和霞飞路,有爵士乐、有吧台、有调酒师,喝的是洋酒,坐的是高脚凳。
化验室里一支比重计管着牛奶掺不掺水
城市的牛奶、冷饮、肉类开始有人管。卫生处的化验室用比重计验牛奶掺没掺水,用培养基验冰和汽水里的细菌,查出来超标就罚款、就封门。吃东西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可以量出来的标准,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几千人的厂子靠一间食堂管午饭
大厂人成千,工人住得远,中午回不了家。厂里办食堂,砌大灶、上蒸笼、摆长条桌,饭票按月发,凭票打饭。三班倒的厂子食堂一天开几轮,锅里的菜一锅接一锅,吃到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怨气。
酱园后院的晒缸换成了发酵池
老酱园靠天吃饭,豆麦制曲、下缸、日晒夜露,一缸酱要晒几个月,酱油从缸底慢慢榨出来。三十年代有的酱园改厂,用蒸煮、接种、水泥发酵池和压榨机,几十天出酱油,装瓶贴商标卖到外省。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秋风一起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
秋风一起,广东人家的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腊肉腊鸭。肉切粒拌糖拌酒灌进肠衣,扎孔晾晒,晒到油亮发红。腊味饭一煲端上桌,饭吸了油,比肉还香。烧腊铺的玻璃柜里挂着烧鹅和叉烧,油滴在盘子上,路过的人都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