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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这片水从地底下走,走到青海出来成了黄河
于阗河和葱岭河往东,注进一片叫蒲昌海的水。《汉书·西域传》说,它一名盐泽,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都以为它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就是黄河的源头。这个说法叫重源说,从西汉一直写到乾隆年间。
他把都城搬到平壤,父亲那通碑留在了老城
四二七年,高句丽把都城从鸭绿江边的国内城搬到南边四百多里的大同江边。父亲那通一千七百多字的碑留在老城没动。北魏使者到平壤看过,记下疆域、土田、头饰和三尺马。南北两边都给封号,北魏给的比刘宋少一个打字。
岛上的第一笔买卖对手看不见
《梁书》说师子国本来没有人,只有鬼神和龙住着。各国商人来做买卖,鬼神不露面,只把珍宝摆出来,标上价,商人按价取货。来的人多了,住下来的人多了,就成了国。一个国家的开头,是一场看不见对手的生意。
一首童谣把废掉的陂要了回来
汝南有一片大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上奏把它毁了。王莽时连年大旱,郡里的人唱出一首歌:坏陂谁,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东汉建武中邓晨要修,许杨起塘四百余里。最后那三个字,对上了。
一个学化工的人把日本调味粉拆开自己做
二十年代初,日本的味之素在中国卖得贵,一小瓶顶几斤肉。吴蕴初是上海学过化学的技师,他买来一包慢慢分析,认定主成分是谷氨酸钠,用面筋加盐酸水解就能得到。一九二三年他和张逸云合伙办起天厨味精厂,商标佛手,价钱压得比味之素低。
一罐红烧肉装进铁皮就能带着走
罐头的道理是密封加热杀菌。清末中国已有外资罐头厂,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现过国人自办的厂子。到二十年代末,梅林在上海办起罐头食品厂,做红烧扣肉、油焖笋、番茄沙司。铁皮全靠进口,一罐菜的成本里,马口铁占了大半。
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素鸡素鸭素火腿端上桌全是豆制品
功德林一八八二年开在上海,本来是扬州风味的素菜馆,后来专做素菜。素鸡、素鸭、素火腿都是豆制品做的,形状像荤,味道也像。庙里的斋饭上了市面的席面,吃素的人从此有了请客的地方。
城郊养起奶牛每天早上把奶送到门口
二十年代末,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的郊外办起奶牛场,养的是荷兰种花牛。牛奶挤出来要煮沸消毒,装进玻璃瓶,用蜡纸封口,天亮前由送奶工挨户送到门口。喝奶从病人的补品变成了城里人的日常。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一锅蚝汤熬过了头熬出了蚝油
一八八八年,香山南水镇的李锦裳煮蚝,一锅汤忘了关火,熬到只剩锅底一层浓汁,尝着鲜,从此专门熬这种汁卖。蚝油从珠三角的灶台进了上海的酱园,又跟着粤菜馆走到各地。一瓶蚝油带走一个地方的味道。
卖陈皮梅起家的小摊后来开了食品厂
冼冠生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开冠生园,最初卖的是自家做的陈皮梅、果汁牛肉,摊子摆在戏院门口。后来办了厂,做糖果、饼干、罐头、月饼,包装上印商标,广告登在报纸上,零食第一次有了牌子。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