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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县把两百五十三所庙列进了征用单
民国七年,安徽蒙城县要筹教育经费,把主意打到庙上。县公署援引《管理寺庙条例》,定了三条:有庙无僧的全征,有僧不通经典的全征,僧通经典的征大部分。再加上一条,一个和尚兼两座庙的住持,就算没住持。全县二百五十三所庙,都在单子上。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庙里一年收入五万元的拿一半出来办公益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内政部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把征收标准大幅提高:年收益五万元以上的寺院,拿一半出来。浙江一个省转下来,新昌县十一月成立委员会,主任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担任,办公地址就设在县政府里。
庙产保管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和尚不许过半
民国十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把庙产的处置权从住持手里拿了出来:有僧道住持的庙,由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庙里僧道各派若干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僧道不得超过半数。庙产怎么处分,由委员会公议。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一个落第秀才自己刻版印了一本拼音书
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十八岁府试落第,从此不进科场。他到新加坡学英文,回厦门帮传教士译字典,琢磨出一套五十五个符号的拼法。光绪十八年,他把书稿一笔一笔抄在木板上,自己出钱刻印,在厦门五崎顶的书坊里印了出来。
戊戌年被通缉的翰林躲在天津写字母书
王照是光绪二十年进士,礼部主事。戊戌年他上书言事被堂官拦住,光绪一怒革了礼部六堂官,赏他三品顶戴。变法失败他上了通缉名单,逃到日本两年,回来潜居天津,冬天用芦中穷士这个笔名,写出一部《官话合声字母》。
他在年会上念了一篇英文文章说文言是半死的
一九一五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做文学委员,年会上交了一篇英文文章《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文章里说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这份会议文稿当时没人理会,几年后却变成了全国小学课本的编排原则。
八条主张第一次登在杂志上是一封私人信
一九一六年八月胡适把跟朋友吵出来的想法归纳成八条,写信寄给陈独秀。十月这封信被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成为八事第一次公开露面。陈独秀回信催他写成文章,第二年一月才有了《文学改良刍议》。
他把革命两个字改回改良是因为朋友骂得太凶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出《文学改良刍议》,题目里的革命被换成了改良。胡适自述因为在美国受了朋友反对,胆子变小了。这篇文章一稿两投,同一期也登在《留美学生季报》,国内炸了,国外没水花。
陈独秀说这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胡适的文章登出一个月,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开篇三个推倒三个建设,把胡适称作举义旗之急先锋。他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一个改良一个革命,两篇文章把一场学术讨论推成了全国运动。
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实比狂人日记早一年
一九一七年陈衡哲以莎菲的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白话短篇《一日》,比《狂人日记》早一年。胡适说她是自己最早的一个同志。可文学史后来还是把第一篇的位置给了《狂人日记》,因为她那篇登在留学生刊物上,国内几乎没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