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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卖赔了、懒得种地,一家收进官府
同一条法里还有一句,前后对着:努力种田织布、交的粟帛多的,免掉本人的徭役;做买卖赔了本、或者懒得种地而变穷的,一家子收进官府。前一句是奖,后一句是罚,中间只隔了一个穷字。
砍一颗人头升一级爵,想当官给五十石
商鞅的法里有一条:砍下敌人一颗头,赐爵一级;有爵还不够,想要官的,给五十石的官。爵和官原来是两条路,一条靠血缘,一条靠人举。这条法把它们接成了一条,接口就是敌人的一颗人头。
道宽三步,这个宽度是给车留的
一百亩叫一顷,一顷配一条阡道,道宽三步。三步折下来是四米一四。这个宽度不是随手定的:一辆车两米上下,四米一能让两辆车错开。田间的路修多宽,取决于要过什么,不取决于地有多宽。
木牍背面记着,十二月有八天没修路
木牍背面只有一行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后面跟着八个干支日子。哪一天没修路,就记上一笔。这不是律文,是一份检查记录。律定下来要修路,修没修,得有人去看,看完还得记下来备查。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郑国按丘收军赋,国人都骂他
子产在郑国作丘赋,按丘收军赋。国人骂得很凶,骂的不是税重,是他把野人也编进了军队,国人的身份一下没了。子产回了一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话后来常被引用,可当时听着像硬扛。
齐国雇人打仗,雇来的是亡国之兵
齐国的兵叫技击,按人头给钱,砍一个给一份。荀子看过之后说,这种兵碰上弱敌还能用,碰上强敌立刻就散,是亡国之兵。道理不复杂:钱能买人来,买不来人肯死。肯死这件事,靠的是别的东西。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步兵成了主力,是在哪一年之后
孔子说千乘之国是大国,孟子说万乘之国才是大国。不到两百年,大国的标准涨了十倍。可战车没有真的多十倍,涨的是乘这个字的意思。它从一辆车,变成了一份国力。尺子换了,说明量的东西变了。
一条战线能摆下多少人
人排开要占地方。一个兵连人带兵器占一步,五公里宽的正面一层能站三千五百人。可古书动辄说带甲十万。摆是摆得下,问题是后排的人打不着。摆得下不等于打得着。古书上的十万人,跟战线上的十万人,不是一回事。
车兵没消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战国的车不再是冲阵的主力,可它没退场。载弩、载粮、结阵当垒,活换了一批。一种兵器退到边上,往往不是消失,是改了行。位置换到了边上,可它还在场上。车没少,是干的活变了,位置也跟着变了。
一支大军里,骑兵只占一个零头
战国策里报家底,带甲动辄数十万,车以千计,骑只有几千到一万。按这个比例算,几十个步兵才配得上一个骑兵。这不是策士写错了,是马就那么少。骑兵在战国是精锐里的精锐,从来不是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