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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铭文几百字,春秋只剩几十字
西周铜器铭文长,毛公鼎四百九十七字,大盂鼎二百九十一字;春秋铜器普遍短,多数几十字,短的只有十几个。字少了不是不会写,是不用写了。西周铭文给王朝留档,春秋铭文给自家留名。
曾侯乙的钟上刻着两千八百个字
湖北随县擂鼓墩的一座墓里出了六十五件编钟,钟上铭文两千八百多字,全是错金,字小得凑近才看得清。这些字不记事,也不记功,只标音:这一个钟是哪个音,跟别国的哪一个音对得上,正反面都写满。
一个字为什么要绕三圈
鸟虫书不是把字写得好看,是把字写得慢。一个原本四五笔的字,加上鸟头、虫身、盘曲的线,能变成十几笔。笔画多了,写一个字的时间也就多了,占的地方也大了。这种慢不是手生,是故意的。
同一座墓里的简,长的长,短的短
一座楚墓里挖出来的简,长短差得很大:长的六十多厘米,短的不到二十厘米。不是随手锯的。记随葬品清单的用长简,一行能多写几个字;问卜的用短简,一次只记一件事。长短是按用途分的。
写字之前,先得磨一块石头
战国没有墨汁。墓里出的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多数是天然的石墨一类,硬得像石头,得先在石板上磨。磨的时候要加水,要石头,要时间,一圈一圈磨到水变黑,再用笔去蘸。写字这件事,从磨开始,不是从下笔开始。
改一个错字,比写一个字还费事
竹片表面光滑,墨只停在最上面一层,没有渗进去。所以写错了不用涂,用刀刮。刮掉一层,字就没了,再写一遍。听着简单,做起来费事:刮要轻,刮完要磨平,磨完竹片薄了一点。三道工序,一道都不能省。
同一段话,两个抄本,差了几个字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了八百多枚简。其中《老子》分成甲、乙、丙三组,三组的简长短不同,字也不一样,是三个人抄的。更要紧的是,同一段话在两组里都出现了,字句有出入。三个本子摆在一起下葬,这就是战国书籍的样子。
两千三百八十八枚简进了清华
二〇〇八年,一位校友从香港买下一批楚简,捐给了清华,编号两千三百八十八枚。年份不是从字里读出来的,是取竹材做碳十四测出来的:前305年前后,上下三十年。测出来的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日子。
一部没传下来的编年史
清华简里有一部编年史,简上没有书名,今人给它起名叫《系年》。二十三条,一百三十八章,起头在西周初年,收尾在战国中期。这部书没传下来,汉代人没见过它。它有些记载跟《史记》对不上,对不上不等于谁错。
简背上那道斜痕,是劈竹子留下的
楚简背面中段,常有一道斜痕,角度齐得不像随手划的。它是刀走出来的:竹筒劈成片,刀锋从背面出来,就在那儿留一道。同一根竹子劈出的几片,痕能接上,接上就能拼回原来的竹筒,散片就有了归属。
简从墓里出来的那一天,最危险
竹简在墓里泡了两千多年,靠的就是这泡。水撑住细胞,简的形状才在。挖开那一刻,水开始走,细胞塌下去,简缩、发黑、一碰就碎。所以最危险的不是埋着,是出土那几天。抢救从挖开的第一锹就开始。
一块瓦上刻着封地,烧硬了就不烂
前334年,秦惠文王把杜县一块地封给右庶长歜,做成一份凭证。凭证不是竹简也不是铜器,是一片陶瓦。二十四厘米长,正反两面刻字,一百二十一个。土烧硬了,埋两千多年还认得,字口一道也没糊。
公文写得多,笔画就直了
三晋是法家的地盘,律令一条一条往下发,公文堆成山。写的人一天要抄几千字,笔就快,快就顾不上绕。圆转的笔画拉直,弧线折成角,字越写越方。这不是谁定的规矩,是手写出来的。写得越多,字越直。
标题写在简的背面
一卷简卷起来,只有背面露在外面。所以战国的人把篇题写在简背,插在架上不用打开就知道是哪一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批楚简,好几篇的标题都写在第三支简的背面,正面反倒留着空白。
简上的字,上面齐下面不齐
战国的竹简上写字,从最上面往下写,一支写完换下一支。字有高有低,写到简尾没地方了,就收笔换行。所以整卷简摊开看,上端齐得像一条线,下端参差不齐,像锯齿。这不是写得差,是当时没有格子。











